Saturday, June 30, 2018

第五章 兄妹所见

第五章

兄妹所见

【兄长傅申平在吉林和龙插队期间的留影】

【妹妹傅申桃、傅一玲在福佑路的留影】
福佑路394号曾经是《民主之声》公开的联系地址

我进京请愿失去人身自由,受伤最大的是父母,是兄妹。51日在上海南京路上享有盛名的王保和酒家,我大妹傅申桃按早已预定的时间举行婚礼。竺长飞的亲朋好友差不多都到了,我的十几个朋友也都出席了婚礼。因为当局没有把我的情况明确通知家属。大家为我留著位子,期盼发生奇迹,也许我会在酒宴的最后一刻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是终于没有奇迹,这成了大妹、妹夫和全家的遗憾。
家里估计我出了问题,于是在526由兄长傅申平起草从他们的视角写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兄妹三人签署,送交当局。题目是

《我们的兄弟傅申奇》


家庭灾难——社会探讨
傅申奇投入民主运动已两年了,他以全部精力献身于民主运动,先后组筹了“振兴社”及刊物《民主之声》。最近又参与承办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责任》的编辑工作,对社会上存在的弊病,尤其是对官僚主义予以严厉的抨击,意在不断改革,健全民主制度。
申奇排行老二,他从小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作风正派,少年时期就敢于探讨,敢于进取,敢于同不合理的现象作斗争,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刻苦攻读马列著作,研究社会科学理论,坚信共产主义必定胜利,用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现实,探讨当今社会,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场运动,现在的社会既然不是完美的,因此就必须不断革命,使之完善。社会主义必须是民主的,人道的;民主制度当然要比专制制度来得科学、合理;……这就是他的观点,也就是他的出发点。
申奇之所以走上这条通常被人们理解为“危险”的路,置身家性命而不顾,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其中与我们家庭的灾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这个家庭里,我们曾有着无忧无虑的孩童时代,也有着青少年痛苦的记忆。我们也曾无比信赖过现代宗教迷信,我们又面对彷徨、现实、徘徊、真理、正义、正直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他终于在伟人的著作中,从很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找到了答案——科学社会主义。他的观点是坚定的,他会实现他的誓言:“我们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申奇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出生在一个清贫的民警家里,这个家连一张像样的床和桌子都没有,更谈不上有什么财富。然而这个家庭对于我们来说是美好的、和睦的。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出身的孤儿,她是个心地极善良的人。解放后,她在扫盲学校里读完初小,又在里弄里积极工作,她满足新社会为她带来的一切,衷心热爱新社会。“说老实话,做个诚实和正直的人。”这是母亲的教诲——也是我们处世的座右铭。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社会主义好”这首歌是我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记得我们还轮唱、合唱,以此为乐过。当然这都是父母赋予我们的原始感情。
黄金般的童年在安定的年代里无忧无虑地逝去,申奇十二岁那年,那时他是五年级学生,正直的父亲由于向个别党员指出不正之风,受到打击报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建国十六年后,他竟成了地主。申奇可怜的妹妹才七岁,我们都生长在城市,连农村都从来未去过一次,含糊的概念硬要我们接受,无情的鞭挞逼着我们承受。这天是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党并无敌意,为什么会这样?”她悲痛欲绝,委屈痛苦。她当时是里弄干部,尽管她以前曾积极工作过,现在也只能“嫁鸡随鸡”了。可怜的妹妹和我们兄弟也常常在哭泣中进入梦乡。父亲经常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半夜里我们又被父母的哭泣声惊醒,这样一家人用辛酸的泪水度过漫漫长夜。然而,这仅仅是悲剧的序幕。
六月份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开始了,它席卷全国,无数善良、正直的人们,数以万计的家庭被摧残。作为地主家庭的我们,其处境是不言而喻的,的确,在我们童年、少年时代,父亲一直严格要求我们,并要我们“好好学习,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在我们心目中是慈祥的、善良的、崇高的,然而严酷的现实又使我们感到必须与父亲划清界线(可悲的时代)。开始我们都以革命的姿态对待阶级敌人——父亲,尽管我们真心真意地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坚决斗争,可是不久我们还是成了狗崽子、混蛋之类。社会的压力,是如此多样性化地向我们袭来,但歧视并没有使申奇消沉下去,他决心把“反动老子”批臭斗垮,以表明他的立场坚定。其实在那个年代里,所谓“黑七类”的子女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幸者,他们不但在学校里受到极大打击,社会上的压力也是极大的,有的地方干脆就叫我们狗崽子,我们是无法表白的,显然申奇的做法是徒劳的。随后我们恨这个家,更恨父亲,可是又有谁知道,这个家在消亡的边缘挣扎,父亲本人更是在逆境中求生存。
记得那年八月的一个夜晚,我家被抄家了,当然作为财物是一无所有的,当时靠父亲的微薄工资把全家养活就不容易了,结果只搜了父亲的日记、信件和几元公债卷、一顶警察大盖帽。作为罪证。申奇的立场是鲜明的,当时找了那些头头:“父亲虽然没有田地,可是带了一脑子的反动思想,我林和他划清界线。”(那时他才是12岁的小学生)
一九六七年一月,父亲为抄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新罪行,被罚跪、斗争,但他不服,国为他认为“既然叫改造,又不让人接触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然而该单位送他去徐汇分局扣留,我们和申奇都有说不出的滋味。
由于父亲的性格倔强,又拒不认罪,斗争也就越来越频繁,经常通宵达旦,夜以继日被批斗,但是申奇丝毫都没有对文革不满、对党不满的情绪。
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气势汹汹地到我家来揪母亲,妹妹吓得直哭,看着他们把慈爱的母亲连拖带拉地推下楼,把母亲的头发也揪掉许多,说她是地主婆。母亲有什么罪?她一生有多苦,今天还遭凌辱,这给我们的感情上带了莫大的打击。难道在旧社会受苦的人在新社会同样地过不去,这是为什么?为此母亲要以死来表白自己,这个家庭已濒临家破人亡,全家在痛苦中度日如年,最后母亲为了她的孩子们苟生下来。
六九年对申奇来说是他立志为人类奋斗而努力学习的开端,这年由于父亲的问题,他的哥哥被牵连,只能到边疆农村去插队落户,朝夕相处的兄弟要离别了,弟弟完全理解他哥哥的不幸,直到临上火车时还要一同去,但无情的火车把他们拆散了,从此弟弟他独立思考一,没有在蔑视的眼光下匍匐,反而精神振奋地面对现实生活,对于未来寄予无限希望,他决心从事艺术——绘画,一开始进展就相当快,他请他的同事和父亲的老同事做老师同时到处寻找同行共同探讨,他把仅有的零花钱都用在绘画上,不久他从素描到油画,他创作了许多。印象很深的是《鲁迅和青年在一起》(到他拘捕后的80年代一直挂在家的墙上),使人仿佛看到鲁迅先生至今仍在启蒙新的一代在不断追求理想,向一切不合理的一切挑战。
七三年,申奇在家庭又一次倍受屈辱的情况下,醒悟到这决不是个别家庭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必然产生的现象。他决定停止他的艺术生涯,开始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时值毛泽东提出认真读书,弄通马克思主义……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从此不断向纵深发展,以至于通读了马列的精典著作。事实就是这样,家庭的压力反到成了申奇学习研究的原动力。那件事是这样的:七二年底房屋拆迁人员乘人之危,用恐吓、威胁、欺骗手段,假公济私利用特权用三调的方法,自己住进了新公寓,我们却搬到比原来面积还小的旧房子。尽管他们是毫无道理地捉弄,我们却只能忍气吞声,申奇甚至被训斥得流泪回家,(训斥的理由是你们地主以前住了好房子,现在当然要住差的)当父亲指责他们欺上瞒下,他们非但不改正,反而串通单位、街道狠狠批斗了父亲,在这个社会为什么正直的人会如此下场,而那些弄虚作假的人却如此神通广大,为所欲为,甚至飞黄腾达,这究竟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他更想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要术得到全面的答案。时年十九岁,他没有徘徊,抓紧生命的每一分钟,认真读书,在上海图书馆、黄浦区图书馆、虹口图书馆……留下了他发奋读书的足迹,

无论何时何地,一有空他就捧着书。一段时间后,他变得沉默寡言,母亲担心他成了书呆子,他说:“妈妈,你不是希望我们做个正直的人,一个好人吗?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做好事。”王申酉烈士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在黄浦区图书馆结识的,他们共同探讨、研究。青年一代之所以有希望,就是因为他们有献身精神、追求真理的信念,他们认为只有社会改革才能使每个人、每个家庭得到解脱。今天的事实也表明了社会改革后解脱了无数人和他们家庭的不幸,挽救了一代青年。中华民族的振兴必将在不断的改革中得以持续。用马克思主义的一句来概括:“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他刻苦选读了哲学、经济学包括古典名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他更是认真攻读,诸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黑格尔、费尔巴哈、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傅立叶等人的名著,他还通读了世界通史,他酷爱这些书籍,不久他的书籍满屋皆是。
七三年底,申奇对他哥哥说了惊人的话、他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必要性是不科学的,作为前进中的社会这是倒退。先进的国家应当农村逐步城市化,而长期在农村无限期接受再教育的且看,只是整天怨天尤人。尽管这些话是有其道理的,当时却是大逆不道的,是冒着极大的风险,然而他的回答是:“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
七四年三月他写下了《生命的宣言》,发誓要为人类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献身。他在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中认为社会的前进是必然的,他要实践高尔基所说的“最光荣最伟大的职任就是在世界上做一个人”他的文章的结尾,这样写到:
对于为必然性开辟道路的人,灾难会降临到他的一生,我自己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然而我的命运却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我甘愿献身,我知道我能够也愿意做到这样,我清楚地知道,在达到理想境界的征途中没有平坦的康庄大道可走。只有在那崎岖险路上勇于攀登,敢于奋斗的人才可能达到目的地。
奋斗的艰辛啊!筋骨俱伤;
 奋斗的悲伤啊!心肺欲摧;
 奋斗的快乐啊!冲破桎梏迎来明天;
 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的生命是壮丽的。
 最后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来结束我的宣言:
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怎样渡过呢?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一九七四年三月

这年夏天,他流着汗水精心为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车尔尼雪夫、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普列汉诺夫各作了一幅油画,这是他迄今为止的最后一次绘画,从此再也没有摸过他心爱的画笔,现在看来他对这两位先驱者的崇敬心情是发自肺腑的。
同年七月他在《生日留念》中明确他将从事社会科学坚定的信念:
今年的生日表明已经存在二十个年头的我,童年的幼稚,少年的鲁莽,心血来潮的热情,徒然的伤悲,也将随着这个日子成为过去。过去的生命已经死去,就让他死去吧!我不要它复活,让它自己埋葬自己,并为自己痛苦吧。真正富有生气,精力充沛的岁月从这里开始。
我未来的生命已献给科学,主要的是社会科学。从事科学的研究是我们的工作,为科学的真理而斗争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我既不需要充满虚无飘渺的幻想——唐吉诃德式的骑士热情,也不能给内心充满矛盾——行动犹豫不决的哈姆雷特的性格留下任何余地。
赫尔岑说:“科学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诚然在科学上除了法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致获的方法,热情也罢。以整个身心去寻求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我需要的是诚实而艰苦的劳动,对我来说,事情不是在于把某种思辨的原则从外部注入世界,而在于从世界中找出这些原则,并从世界中加以证明,同时特别注意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一成不变的东西,除了发生和消亡,无止境的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对于世界上的认识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正确或不正确、全面或不全面的反映而已,而所谓科学只不过是对于这一过程正确反映的学说(既然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的认识也是随之而发展)因此科学决不是说:“跪在这里,所有这一切,我会把我珍藏的真理给予你,你只要卑躬屈膝地服从我,就能得到它。‘
自然在这里,个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但是费尔巴哈的话成了我的信念,“凡是已经着手的事,务必全始全终,无论结局将你引向何处,幸福或不幸,天堂或地狱,幸福是侥幸之物,成功则必尽其职。”我虽然因此失去个人的幸福,减少或丧失自己的存在,然而我所抱的念头正如别林斯基说的那样:“即使我自己生活不下去,也要叫别人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些。”或用鲁迅的话来说:“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能解除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冠冕,赞美和诽谤都平心静气地容忍,我决不想成为那种不能经久与世隔绝,既没受过锻炼,又不能发出声息——从来不冲出去和敌人照面,却在一场争取那不朽花环的艰苦竞赛中偷偷溜跑的英雄。
我将能够这样骄傲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成为内心自由的人,真正的灵魂是不会死的。
           一九七四年七月七日
(申奇就是这样奠定了他思想基础,那时国家的情况大家都是清楚的),他为的是改革社会,使之前进。
七五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功,他满腔热血地期待祖国、民族振兴起来,但好景不长,七六年一月八日总理逝世后形势急剧变化,邓小平也随之销声匿迹了,以后他在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后写下了充满信心的诗句:

          满江红

      ——回顾与前瞻

寰内中国
痛失英豪肆魔虐
狰狞露
几声喧嚣
几下跳跃
刀剑铿锵雨花台
鲜血盈灌长安谷
正危难
英雄从天落
鬼蜮除。

昔大师
指宏图
留遗务
夙愿飞彩虹
必争须臾
海内工农竟踊跃
天涯志士创新运
环全球神州拂赤纛
满天舞

申奇与全国人民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可悲的是他的老师、战友王申酉在“四人帮”粉碎半年之后仍没有幸免,七七年四月廿八日他在充满胜利的希望中倒在血泊里,这对申奇的刺激太大了。之后的几个月里,他经常在梦中呼唤王申酉的名字,睡梦中惊醒的他,眼里残留着泪水。他——一个正直的青年继承烈士的遗志的决心更坚定了,他坚信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的。聪明的人在它的前头,而愚蠢的人被它拖着走,因此他认为决不能再重演这样的悲剧,为民主制度的奠定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就这样我们的好兄弟(好哥哥),他头也不回地朝着他自己觉得应该的路走下去了。

这——就是我们兄妹对傅申奇的认识。

                   傅申平
                                     傅申桃
                                     傅一玲

                  1981.5.26

这篇文章对我的人生轨迹和思想演变作了简要而精准的描绘,是我到1981年为止的人生经历框架。当然我从呱呱坠地,到81年被关押的27年间的经历要更丰富、更繁复、更精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的27年是那个时代一个特殊的版本。就请各位容我一一道来,在这个框架里填补更多的内容。我自以为是幸福的一代;以及接下来是饥饿的一代;毁掉的一代;觉醒的一代;奋起的一代所经历过的天真烂漫、调皮捣蛋、饥寒交迫、蹉跎岁月、幡然醒悟、奋起抗争。会有很多细枝末节,但愿不是多余的,令各位厌烦的。

就让我从我的出生,我的父母,以及祖父的家庭说起。


Friday, June 29, 2018

第四章 押回上海

第四章

押回上海

一周后我被送上了北京到上海21次特快列车的软卧小间,这还是我第一次乘坐软卧包厢,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上海政保方面三位便衣人员,陪着我住在软卧。我正面铐着手铐,吃饭也不解开,连上厕所他们也提前清道,并全程陪同。我真不明白,我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青年人,何须这般如临大敌?
415日上午,列车抵达北站,我被从月台相反一面的车门押下车,跨越过几条铁轨,坐上了一两上海牌小轿车,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轿车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我下车看到一边是一排四间或五间房间,我被押进里面最后一间。那好像是废弃的一层楼的宿舍,但窗上都有铁条封闭。
房间内有一张木床,一床黄色的军用被子,一个学校的课桌及与之配套的长板凳,一个木制的便桶。门是24小时开着的,但有一个班的武装警察,两人一班24小时轮流坐在门口看守。他们都是很年青的武警,看上去都是来自农村,很憨厚和本份,南方口音,习惯用“污虫”这样的口头禅称呼人,对我十分和善。有一天其中一位对我讲,没想到当兵当到这个份上,每天为你倒马桶!我也觉得很好玩。每天的三餐都是他们到食堂用餐后带过来。看到了搪瓷碗上的字“闵行区公安分局”才知道是在闵行,具体在哪个位置就不清楚了,应该离分局不远。在那里和他们相处了六个多月,都处出感情了,我们不谈政治问题,也不能谈我的具体问题。但断断续续社会上的事,生活中的事还是聊了不少。临走的那一刻我在他们的眼里看到了不舍的神色,其中几位的脸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街上肯定能认出。
一位叫老高的政保人员常住在那里,负责我的生活起居,他的健身方法是每天清早在庭院里顺时针,逆时针的按摩腹部,应该至少有两百下。也许他知道我老爸曾经是公安局的,也曾受过迫害,对我永远是和颜悦色的,像对小辈似的。我开了一串书名,老高帮我到闵行区图书馆借到了很多书。在那里我读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黑格尔的《美学》、卢梭的《忏悔录》、大仲马的《三剑客》、《海涅诗选》等等,还作了基本读书笔记,没销毁的话至今应该还在档案里。还给了我一本薄薄的英汉对照读物。每天可以看一份《解放日报》,有连载小说,也就习惯了每天看一段。过得还算充实,并非纯粹虚度。
我每天可以抽半包飞马牌香烟,我每天看着墙上的阳光位置,掐着时间抽烟,早上起来方便时一支,早饭后一支,九点多一支,十一点左右一支,午饭后一支,午睡前一支,午睡起来一支,晚饭后一支,七点多一支,九点半睡前一支,都养成了习惯。老高与我聊天也给我几支香烟抽。
在封闭的日子,我很想念綦素华,那时刻,她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我憧憬着未来我们一起生活的甜美景象,想象着我们一起为追求的事业努力,一起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于是就写下了那首藏头词,虽没有写下书面文字,但却牢牢的记在了心里。
一到上海以后,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不接受审讯,拒绝谈具体事情,只谈立场和观点。他们也表示,不是拘留,不是逮捕,只是收容审查,只是交谈,不是审讯。

负责我案子的是老李,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开始花白,斯文、和蔼、友善,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就像一位老师,讲起话来斯条慢理。另一位辅助的是老马,年龄也差不多,同样是十分友好,话不多,不过讲起话来更爽快,直接一点。
我们进行多许多次的谈话,虽让都是心平气和、风轻云淡,但却是针锋相对,激烈交锋。
又一次老马跟我讲到:近一百年来中国各种制度都尝试过了,都不符中国国情,唯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国情。尽管三十多来也有失误,但总体是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
我说:中国没有试过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并且,假定我们都认同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即社会所有,而不是简单的国有化。其政治制度理应是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报酬不高于普通工人,不应有任何特权,也不是一党执政。多元化的民主共和制度是通往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中国没有试过。苏联没有这么做,我们说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这么试一试,我们中国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我说我愿意与政府请出任何人,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王申酉在最后供词里表达的观点:实行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对外开放,尊重基本的人性和生命价值。是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应该做的,如果执政党没有意识到这个使命,同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团体或社会力量来提醒和促进应该是好事。我们并不是说年轻人要取代老一代,而是认为,只有多元化才能使社会有正确的选择以及避免毛泽东和文革那样的动乱。
当然这样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大约也不会上达天庭。
我反复说,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我们的努力,没有名利可图,只有付出和风险。但我们的努力对当今社会的拨乱反正,对打破两个“凡字”的束缚是有贡献的,我不应该在被拘禁的状态下和他们谈话,甚至不应该和政保人员交谈,当然如果作为朋友,我也乐于与他们交流。我希望在自由的条件下,正如以前和团市委的朋友交谈一样,与人大、政协、党的政策制定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谈。所以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
他们说:没办法你只能和我们谈,我们可以转达呀。老马还故意刺激我说:政保领导知道你,再上面一点的领导可能都不认识你,还是让我们好好谈谈吧。
于是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要求》、《强烈要求》、《声明》之类的材料要他们转交。
无法记起那些材料的具体文字,基本内容是,我坚持认为:我们出版的刊物是公开的,每一期都向党政有关部门送发,特别是《民主之声》第四期,基本上送到了上海每一位部长级干部家里,包括《解放日报》、《文汇报》主编的家里。并且一直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向民政局要求申请、登记和注册。据我所知,各地的许多刊物也都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登记和注册。九号文件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虽然由于文革的破坏,打乱了立法进程,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闻出版法》,但人大已经明确,在没有制定新的法律之前,按原来的法律和政务院的条例执行。1953年政务院有关于《新闻出版物的暂行管理条例》,政府理应按照条例对我们这类刊物加以审核,非法还是合法应该由法律说了算。而不是由党中央说了算,党中央不是立法机构,可以向人大提出指导性的建议,但不能代替人大立法,也不能直接指挥司法机构执法。所以,九号文件本身是非法的,党中央以党代法是违法行为。
5月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报道:19814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夏征农主持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向王申酉烈士学习,学习他追求真理并为真理奋斗的精神。夏征农在文革中是深受迫害的,我的朋友陈乐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的长子)曾和我讲过:当年夏征农被关牛棚时期,曾经一起抨击过毛泽东的独断专行。
我对老李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我是王申酉最好的学生、兄弟和战友,
 【注1】,你们现在口口声声说要年轻人向王申酉学习,要追求真理,为真理而斗争,而献身。如果你们说的是认真的,那应该立即释放我,并且,应该如实报道我为此所做的一切。不然的话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他们说:你做的事情和王申酉还是不一样的。我说:我确实做了许多王申酉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我是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或来不及做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他活着会支持我做的一切。我早就讲过:“我不认为王申酉的看法会一成不变,倘若在今天,他肯定会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思想,可惜他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了。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继续往前走,既做他想做而没有做的事,也做他没有想到做而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他们还是再三强调:你是你,王申酉是王申酉,你的所作所为与王申酉没关系。我心里想,他们话是那么说,但因为这层关系,当局对我的事情还是有多一层的考量。

627日至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认真看了决议全文,《决议》将建国后的历史具体分成四个阶段
1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间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4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我认为,决议是羞羞答答,不彻底的,但把文革十年定性为“动乱”加以全盘否定,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未来的发展和变化铺垫了道路,打开了门户。
我在封闭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形势,有点乐观的猜测:也许出现了80年我在武汉会议上讲到的一种可能,执政党主动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容许党外力量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形成类似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但多党并存,有相当社会监督力度的格局。
我不清楚当局究竟是对《爱国护法请愿团》一事的单独压制,还是有选择的压制一部分民刊活动分子,或是更大规模的镇压。从办案人员的态度我无法判断,但我可以肯定我的事情决定权不在上海,他们在等待中央的最后决定。我在猜测,胡耀邦任主席的中共最高层是否有松动的可能?是否会出现平和转型的机会?而我和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不正面对抗的立场的缓和态度?就我所了解到的信息,胡耀邦在被迫害的岁月里,接触过类似葛兰西/吉拉斯那样的改革共产主义思想,有相当的开放性。因此,我对胡耀邦是抱有期待的。
但一时间没有对我解套的明显迹象。于是我仍然温和的不断提出要求,他们也不断的隔三差五的与我温和的交流。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在8月份炎热的某一天,政保处处长樊文虎和其他两位助手到闵行和我直接交谈。我和老樊见过一次,那是19793月查抄《民主之声》第三期时在黄埔分局。老樊的口气是很缓和的,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这批年青人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中央发布九号文件之后没有听招呼,走得太远了,政府还是希望我能讲清事情,摆正态度,还是能得到政府谅解的。他承诺会努力为我争取一个好的结局。我把老樊的话看作当局对我也是对我们这批人伸出的橄榄枝,虽然不能确定是哪个层面伸出的。
我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采取对抗的态度,不做任何妥协,不谈任何具体问题,只谈思想和立场,准备承受最坏的结果?还是有限度的妥协,回答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争取缓和的结果?
我很清楚,邓小平对我们这批人冠上了“西单墙那帮人”的名号,在许多讲话中,文件中都明确表达了不容忍,与之坚决斗争的态度,只是在与华国锋格斗尘埃没有落定时,没有全面贯彻落实。
六中全会后,虽然两个“凡”被彻底否定了,有了变化的可能,有了相当的空间。但同时邓小平的立场也有了全面贯彻的可能。我认为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思想和观点是有差异的,尽管邓小平肯定有主导权,但可能存在微妙的平衡。我觉得采取缓和的态度,为那些愿意为我们开脱和讲话的人们提供话题和空间,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有三方面的有利因素:
一、我父亲因冤案被迫害,愿意为我讲话的人,有话可说;
二、王申酉刚平反,我和他关系密切,这是上海当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三、我和陈乐波等一些上海的高干子弟关系不错,他们和上海高层有接触,可能会施加一点影响。
【前左起:何永全、薛明德、王永刚、林牧晨、林亘康】
【中左起:傅申平、陈乐波、张懋源、南京朋友、应全刚】
【后左起:潘双印、李建明】
并且我所想,所做的一切上的了台面,借此机会全面记录下来,也是对自己,对事情的一个交代。
考虑再三决定给老樊面子,接这根橄榄枝。此后用了四天时间,他们问,我答,他们记录,同时录音,最后整理了差不多六十页报告纸的文本,我阅读后签字。一个星期后,老樊再次找我面谈。说:我所说的基本上是真实的,完整的,态度也是可取的,政府表示欢迎。但有些没公开的内容还有保留,特别是组党的问题,希望我竹筒倒豆子,干脆讲讲清楚。
我再次面临抉择:是放弃妥协?还是放大妥协的限度?组党无疑是当局最忌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当局确定掌握了相当的信息,不谈妥协无从谈起,谈也许进入死角。我考虑到两层因素:
一、我和不同的朋友谈到不同的组党版本,足以证明只是讨论,没有具体实际内容,最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构成集团罪。
二、完全可以为组党的动机进行有力的辩护。
因此我决定扩大妥协限度,写了大约将近三十页的补充文本。
之后,等待了一段时间,期间老樊的助手来过几次,按老樊的要求对有些问题作一些补充了解。
我的胃病从十八岁那年的年初四开始就缠绕在身,是十二指肠起球部溃疡,每天疼痛,常常出血三个加,四个加,差一点就动手术切除。在闵行期间,我的胃病好几次发作疼的熬不住,政保特地把市局的医生带过来,但也只是所用止痛片。 过了十一,老樊最后一次到闵行,算是守信用当面给我一个交代。老樊说:你的态度和努力市里领导是认可的,你这个事情我也尽力了,但不是上海做得了主,中央定了调,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人都要作处理,我们只能尽量往宽里争取。还是希望你取积极的态度,不要走极端。
十月十日,也就是双十节那天,当时我并没有意识这个日子,冥冥之中似乎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晚上七点多,市局预审科的老张到闵行向我正式宣布逮捕,把我带到了南车站路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当时心里默默地想到:也许我和这个政权不会有任何妥协了!
其实回忆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在那一段相对空闲而且很清静的日子里,虽然有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但早有最坏的心理准备倒也觉得轻松。于是乎回忆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只有28岁,记忆力也不错,所以从有记忆开始的往事,听父母讲到的家事,以及我从幼儿园一直到送到闵行收容审查的所有经历,便绵绵不断的过滤了一遍。
78年底公开投身民主运动的主要经历,我的立场,在给官方的一百多页的材料里基本表达清楚了,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内容大体也是真实的,真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材料能见天日。只可惜,生活经历中其他方方面面的内容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今天只能勉为其难,重新回忆、记录。

今天回首往事真有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依稀多少事,纷呈照余晖。
之感!

我不过是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怎么就一路走来,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和王申酉结下一世情缘,面对死亡,继续与中共对抗,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把影响扩大到海外,走上了逮捕、判刑,继续抗争,继续被逮捕,囚禁,直至亡命天涯仍初心不改的不归路?
我的家庭、我的人际交往、我的时代造就了我,而不得不说,我家庭的遭遇对我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就先来看看,最了解我的兄妹是怎么看我的。


















Monday, June 25, 2018

第三章 控告中央

第三章

控告中央

44日下午我到了北京,立即与当时负责《四五论坛》的杨靖联系上了,广州《人民之路》的何求已近到了北京,但武汉《钟声》的朱建斌因受到阻拦没能到北京。45号白天我和马文都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溜达,见了何德普等朋友。还看到有人在广场散发传单。晚上我和杨靖、何求在民族文化宫附近相聚。我们三人交谈甚欢,对中国反对力量的崛起充满期待,对民主中国的到来满怀信心。杨靖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将会有我们时代的《......宣言》。
我们一起讨论请愿的具体行动,决定49日下午2点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举办各国记者会,同时向全国人大递交控告中共中央违法的书面文件。由我起草控告书,约定7日晚见面定稿。杨靖和其他北京的朋友负责联系各国驻北京的记者。控告书的原文已无法记全,大体意思是:

一、中共中央不是立法机构,未经人大批准无权发布有关新闻、出版和结社的法律文件。因此中共中央9号文件是违法的。

二、民间自发刊物是否合法因按照人大制定的相关法律来裁定,中共中央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呼吁人大参照北大学生发起联署的《新闻出版法草案》,尽快制定相关法律。

四、如果人大暂时还来不及制定有关新闻、出版和结社的法律,理应参照1953年政务院的相关条例来处理。

五、要求人大敦促中共中央按照法律处理问题,收回9号文件。

我们等陈尔晋来北京,没消息,不知道他已经在南京被抓捕。綦素华没有电话联系我的方法,所以发不出消息。我们还是按计划进行。
47日晚上我们又见面,定稿,并作最后的安排。那天我见到了杨靖的夫人马淑季,当时正挺着大肚子,但还在为《四五论坛》杂志的事情奔忙。
马淑季回忆那两天的情形:

47日上午我在工厂办公室接到杨靖电话,让我晚上7点到民族文化宫去见面。
我按时去了,看见了杨靖,傅申奇,何求三人。他们坐在民族文化宫铁围栏下的石阶上谈话。我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站在距他们三四米处。
春天的四月北京干燥风大,那天感觉到风带来瑟瑟凉意。我看见在西边隔着两段铁围栏有一男一女也坐着,年龄约在近四十岁,我判断他们不像是恋人也不像夫妻,引起我怀疑。天已经黑了他们仍在谈话,过了十几分钟那两人走了。
那天晚上杨靖把傅申奇起草的控告书交给我,让我回家复写6份,(当时为孕检方便我住在娘家),他说49日上午八点来我娘家,一是带我去医院作孕期检查,二是取走6份控告书下午去到全国人大递交控告中央违法的书面材料。
那天晚上和48日我复写了6份控告书。
4
9日早上我在家等杨靖来。
八点钟杨靖还没来进我家院子的却是另外两人。男人有小五十岁女人三十多岁都穿便装。两人径直走向我屋我母亲刚要问那男人却让我母亲迴避,进屋对我说:‘我们是公安分局的,你爱人杨靖昨天晚上被拘留了。’我楞了片刻说:‘你们为什么拘留他?’
正在调查中’
我说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问题的结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没调查清楚为什么就拘留?’
这不是你说的事你不用管,我们会告诉你。’
他没干违法的事为什么拘留,你们合法吗?’我继续争辩,那男人说:‘你昨天晚上上哪了,一起有几个人?杨靖给你什么了?’他这一问我想起昨晚坐在铁栏下的那两人肯定是探子。
他接着说那几个人也被拘了。
我说既然你们知道了还问我干嘛?杨靖被逮了怎么回事?当时我脑子很乱满身大汗,肚里的孩子也有了动静,他们的话我听不进去也不回答。

…….. ”

              【前左一杨靖,左二马淑季,后左二何德普】
 
我基本上都住在马文都的家里,记得有一晚是住在沙裕光家。在两天时间里,我一刻不停的见了:王志新,赵一凡,沙裕光,李南等许多朋友。(很希望将来能看到北京政保方面当年的审问记录,能帮助我回忆起许多淡忘的事情,那里记载着我几天里频繁的活动,时间、地点、人物是最精确的,只是内容有很多选择性保留。)
48号傍晚,我到永定门车站附近徐文立的临时住房,他一个人在家,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1980年春节前夕,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了白广路二号他的家。
我们要言不烦直奔主题,交换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重申了原来就达成的共识,他和王希哲等一大批朋友都保持低调,不再公开行动,不直接与当局对抗。而何求、我、秦永敏等一批朋友就继续保持高调,作最后的努力。文立兄并不赞成进京请愿直接挑战中共,但觉得既然已成事实,也不劝阻,表示会帮助联系媒体,并侧面协助和呼应。
他送我去公交车站,拎着水壶作态是去打开水。当我们一分手,我向公交车走去的时候,我发现四周围上了许多便衣人员,我拔腿就跑,但发现有好几层很大的包围圈,根本就跑不掉的。于是我就大声疾呼:中共当局镇压民主人士!被他们拖上车,推倒在车厢地上,反铐手铐。车开了大约半小时,我被推下车,眼镜被他们拿走了,眼前一片漆黑,像是在城墙脚下,他们押着我跪在地下,四周一片寂静。我想他们难道要秘密枪杀?觉得比王申酉还是多做了一点,但还是于心不甘,觉得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十几分钟之后,左边一扇门打开,我被押进去,经过一个院庭,走过长长的走廊,送进了走廊尽头的小监房。监房大约五六个平方,一个炕平时估计可以睡三四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墙上贴着《北京市看守所监规》,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
第二天提审时观察到,那是大约有六条线状走廊,控制台在中央的监所,开门,关门都由控制台控制。
审讯人员让我签拘留证,我拒绝签字。整整一个星期,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严辞驳斥他们的做法,指责当局是非法关押。但对于在北京见过什么人之类的提问并不讳言,有一说一,只是内容有所保留。他们特别想了解和《人民日报》编辑王若水、许良英等体制内人物的关系。我见过许良英但和王若水没直接接触过。所以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资讯。
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了北方的窝窝头,还有那汤不是汤,羹不像羹的大杂烩。我胃不好,要求给馒头,还算客气,吃了好几顿馒头。白天可以看到一份《人民日报》,听到窗外有人犯戴着脚镣在放风。晚上可以听到中央联播节目。

Sunday, June 10, 2018

第二章 金陵吻别

第二章

金陵吻别

《忆秦娥》

申江咽,

奇梦惊回遥对月,

遥对月,满眼春色,金陵吻别。

思愁波上清明节,

素行帝京华容绝,

华容绝,东风相照,魂到城阙。

    这是我收容审查期间,在闵行至今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填下的一首词。藏头一句就是:申奇遥思素华。
    这位素华全名綦素华,她不是我的初恋情人,但却是我志同道合的女友,是相互海誓山盟,订下秦晋之约女友。
    綦素华是《民主之声》的读者,她不知从谁手上拿到我们的杂志,就喜欢上了,直接给我来信。我看到她的第一封就很受鼓舞,她在信里称赞我们杂志的文章观点清晰,文笔流畅,要言不繁,希望我们每一期直接寄给她,南京无线电元件厂。之后我们不断通信往来,8010月,她说要到上海来见我,并且说来就来了。说实话,当时我很期待见到这位读者,因为我知道她是年青的姑娘,我的潜意识里一直有着一种渴望: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伴侣。
    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觉得:她就是!她清纯、朴实、没有丝毫矫揉造作和脂粉气,看上去是很普通家庭的孩子,却很有主见并敢作敢为,她竟敢一个人到完全陌生的上海,见完全陌生的人。我问她晚上住在哪里?她说已经联系好,住在江西南路一个地方。我陪他过去找,却没有找到这个地址,然后就在福佑路我家的小阁楼上与我妹妹挤了两个晚上。我既赞叹她的胆大,也觉得她太容易轻信别人,有点为她担心。
    我们一见如故,除却了虚应的客套,直抒胸臆。因此,我们的交谈轻松而愉快。她说在她的想象中我应该是四十多岁的老夫子,没想到我这么年青,说是给了她一个惊喜。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她,竟如此特立独行,举手投足皆有一种成熟和自信,让我觉得颇有秋瑾的遗风。彼此的喜欢、欣赏、爱慕之情溢于言表,可说是一见钟情。她明确支持我们的努力,并决心投身进来,让我不要有顾虑,凡是她能做的都愿意去做。
    第三天的傍晚,我因为有早先安排好的事情,只是把她送到河南南路交福佑路,去北火车站的66路公交车站。当她踏上车门回头向我微笑招手,车门关闭一启动的瞬间,我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好像觉得丢失了最宝贵的东西。我很懊悔,有什么事情我不能推掉,不去送她上火车呢?我连夜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向她表示歉意,很明显的流露了我的爱慕之情,她很快就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回信。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通过信件往来互相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相互的吸引。我知道她父亲是南京军区印刷厂负的负责人,也算是高干子女了,因此对她的独立精神和胆魄就更加的赞佩和珍惜。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沉浸在幸福之中,也见证了爱情的力量。这几个月是我全国联系最频繁,工作效率最高的几个月。我同时编辑、出版、向全国各地寄发《责任》《民主之声》《华东民刊》《学习通讯》《理论讨论》等,把《责任》改为半月刊,增加了《责任》理论增刊(季刊),还出了好几号《责任》号外。见了徐东平、马兴华。张荣来,逢平、杜应国、郑玉麟、黄河清等等一大批各地朋友。同时联络了上海许许多多同道和朋友。可以说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812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布9号文件,她马上看到了原文,立即写信让我重视,紧接着又乘快车赶到上海。那天我正在当作《责任》办公室的计家弄小阁楼里赶印和装订《责任》第八期,她立刻帮我一起干了起来,一直忙到了凌晨。
    我们讨论了形势,觉得很不乐观,但仍有一丝空间。我表明了将据理抗争的态度,虽然她没有反对,但看到她眼里布满着愁云,心里不禁感到一阵疼痛。

初春三月

春天的阴云正来得骤

它横在我前头

那阴沉的凶兆

却不能把我阻挡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又出版了《民主之声》第12期,马不停蹄的见了很多朋友,安排长期抗争,打法律战。
    与林牧晨在超山诀别后,我与何永全前往杭州,见了王荣清、毛庆祥、沈建民等朋友。
【左起:王荣清、毛庆祥、沈建民】
     沈建民不主张正面抗争,建议先停一停,缓一缓。其他朋友尤其是王荣清、毛庆祥基本都赞成继续抗争,并承诺把《责任》坚持下去。但没料到在随后的大逮捕中杭州的王荣清、毛庆祥等骨干朋友都失去了自由,杭州没能再出版《责任》。
    三月二十日,我在杭州和毛庆祥一起印发了《责任》号外第四号。
                           《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态度》
                            ------《责任》编辑部

        民刊被称为“细菌”和“传染病”,被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产物,所以取消民刊已成为付诸实行的政策之一,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罪”、“破坏安定团结罪”、“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仿佛成了新的刑律,这一切是在撇开“政协”和“人大”的情况下做的,这难道不是照样某些领导人以中央的名义推行的赤裸裸的无宪法主义的恶劣行径吗?
       我们认为:只能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民刊问题,所以政府必须立即颁布《出版法》或《暂行条例》,然后由各地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对各个刊物的“合法”与“非法”问题作出裁决。
       对于那些无视法律的专制主义手段和方法,中华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责任》编辑部,将坚定地举起民主与法制的旗帜,不惜作出牺牲,进行殊死的抵制。
       我们相信《责任》将成为中国这块土地上争取民主与法制的一面旗帜,一日不达民主与法制之境,一日便有《责任》之存在,它会在一些人手中倒下去,但又会在另一些人手中树起来。可以断言:在我们这个重要的历史时代,需要能承担历史“责任”的人,也决不会缺少这样的人。
       现《责任》编辑部将顶住一切不正常的压力,继续出版《责任》(半月刊)和《责任》理论增刊(季刊),另外不定期出版《号外》。同时立即组织“民协”、“各团体”及广大民主人士上京交涉代表团,上京与中央和政府直接进行公开交涉。

              傅申奇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

    此时我与广州何求,武汉朱建斌都已约定,44日在北京汇合,四五之后,正式公开请愿。
    在上海最后的几天里,我继续联系朋友,作抗争的准备。
        三月底一个细雨濛濛的中午,我约了何永全、秦林山、杨勤恒、潘年青等四、五个人一起林牧晨家见一面
        大家已经知道我即将赴北京请愿,而且明白此行凶多吉少。说:我们向人大请愿,要求中共收回取消民刊的决定,是有法律依据的。面对九号文件民主运动必须正面回应,如果党内正有健康的改革力量,我们的抗争也是提供了一个话题,一个契机。如果改革力量子虚乌有或力量不够,请愿很可够招致镇压。参与请愿团的各位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我们这次给吓倒的话,次可能一去不回,我的意见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正在推进的民主运动是在条件很不成熟的情况下发生和进行的如果各位有可能继续努力,那保持《责任》这面旗帜最为重要,每次只要一个人就可以了。关键是持续。
    我交给何永全一份很详细的全国联系名单和一份介绍信。临行前我对何永全说,我很多次离开上海,总觉得很空虚,各地都认为上海实力很强,而我觉得能一起干事的朋友寥寥无几。而这一次虽然形势严峻,我作了有去无回的心理准备,但觉得很踏实,我相信你和很多朋友会继续与我同在,一起奋战。
    42号临上火车前我到《民主之声》另一位创办者刘劭夫的家,他不在,我留下一份短信,塞进门缝里。十五年后,在美加边境的水牛城,他把这封长期保存的信给了我:

劭夫兄:
        很久未给你音讯,使你担忧了吧!
        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由小林主持,有稿件或其他事可与之联系,地址和田路1950315室,林牧晨。此行凶多吉少,可能有去无回,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可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调其他朋友努力。

         就此
                          F
                                    4.2
           另外还给了他一份简单的各地联络名单。 
             
        43号一清早到了南京,到綦素华的厂里找到了她,她立马请了假,毫不犹豫的挽着我的胳膊,我也情不自禁的搂着她的腰,一路到了她家,她家在军对家属大院里,逗留了片刻。下午她陪我找了几位朋友,然后看了一场电影,晚饭后在离车站不远处的玄武湖畔相伴了几个小时,
        我们沉浸在热恋之中,紧紧相拥,卿卿我我,当我拥抱着她,吻上她的嘴唇时
,她很羞涩的闭上了眼睛,等她稍微平静一点时告诉我,这是她的初吻。我们相互郑重的许下诺言,如果我能回来,立即就结婚。我们知道她的家庭将是巨大的障碍
,但她斩钉截铁的表示会不顾任何阻碍,跟着我走。我不无担忧的说:如果我暂时回不来呢?她带着一脸的凄然,仍咬着牙坚定的说:我等你!这一句:我等你!在我完全与外界隔离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竟成了我美好憧憬的源头,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我们在站台上久久的拥抱,亲吻,难舍难分。当列车徐徐启动,她挥着手直到列车消失在远方,而我隔着车窗玻璃看着她的身影被吞没在黑夜中。

    没想到,在南京火车站綦素华还留下了一段载入民运史册的故事。
    陈尔晋是这样描述的:
再返南京我“去找傅申奇介绍认识的当时一个表现很积极的南京民运人士綦淑华(其父时任南京军区印刷厂负责人),以便证实傅申奇是否赴京,或者通过綦淑华把我因事推迟返京的事通知傅申奇,并告知我打算在夜幕降临时再改乘特快列车北上,45日天明前在丰台站下车如期抵京。
在打电话约綦淑华来见面之前,抓紧在玄武湖公园修改润色《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傍晚,綦淑华买了点食品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我所选择的该次特快火车快发车之前,到了南京火车站。
虎口搏击----《特权论》作者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一幕
在离候车室门口不远的地方,我和南京抑或是江苏警方负责人,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四目相对,彼此立即发现并立即判断、认准了对手----估计根据当时情况,北京警方未在北京火车站堵住我,京沪线上正在各地我可能出现的地方堵截、寻找,甚至是通缉我!
我因身上有《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手稿,以及各地民刊人士通讯电话录及其它民刊资料,同时也是本能的反应,我立刻回头向夜幕正在降临下的火车站广场走去。
边走边告诉綦淑华:“沉着!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已经被人盯梢,快伸手挽住我的手臂!”于是,綦淑华很勇敢也很镇定地挽住了我的手臂,双方像一对恋人从容不迫地向广场继续走去。
我一边观察周围情况,看到不同方向路口似乎都已被便衣封锁,并且已正开始向我合围过来,判断这个阵势跑是无法跑脱得了的,因此一边把一旦被抓,会牵连别人会被当作涉嫌的东西,首先是通讯录电话簿,其次是当前的重大行动《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手稿……统统借助綦淑华挽住我手臂的掩护,顺裤脚赶紧扔掉。
眼看警方便衣已经合围过来,最后有几份大一点的资料担心丢在地下太显眼,会被发现,我遂交给了綦淑华,要她冲进女厕所(因我发现合围过来的人中没有女性),立即把这些资料全部丢进茅坑。于是我们又照样挽着手反身向车站走回来。
在离厕所不远的时候,我边放开手,边叫綦淑华:“快跑!”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綦淑华一个箭步就冲进了女厕所!
而与此同时,七八个彪形大汉也立即冲过来将我扭住!我大声呼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绑架人了!绑架人了!光天化日之下绑架人了!……”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正在人们围过来的当下,一辆吉普车已经开到了我的身边,嘎然停住,我于是被他们连抬带拖,塞进了吉普车,紧紧夹在他们当中,吉普车立即发着警笛,高速向南京看守所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