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上海老城墙内有城隍庙，这是全国著名的。但此外还有几个寺庙曾经也是香火旺盛，名震遐迩的，有复兴路的关帝庙，青莲街的青莲寺，沉香阁路的沉香阁等等，还有和城隍庙在同一条方浜路上的广福寺。这广福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947年）从左到右有三庙。存有明代重建的大殿和殿内的泥塑如来、燃灯佛像。经历代增修，规模日增，鼎盛时占地13亩，南起方浜，北至露香园路一带都是它的福地。到了明代，广福寺建筑高大雄伟，山门的横匾上书“沪城第一山”，寺内供奉如来佛、文珠、普贤、观世音和十八罗汉等，两廊有十殿阎王和牛鬼蛇神。大雄宝殿里的木柱可供二人合抱，可见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上海来说真是数一数二的。四月初八浴佛节（释迦牟尼诞辰），这天寺庙里要拂去佛像身上的尘土，诵经礼拜。寺外有盛大庙会，百货毕集。其实广福寺是真了不得的古寺庙。现在留存的很多号称古寺庙的，要找依据却很困难，就是龙华塔真正的记载“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建筑的遗迹”，可见广福寺的历史地位不亚于龙华寺，而且它的位置更好，在城里。
可惜的是它的运气没有龙华寺好。明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多次犯境，军需无着，经官绅商议，欲将广福寺出售应急。这事给潘恩（定公）知晓；堂堂“沪城第一山”怎能被毁！潘恩是豫园的主人，为官数十年，历至巡抚、尚书。潘恩此时正在河南任巡抚，急令其子带了俸金，代偿庙宇的价值，总算逃过一劫。过不多久，军饷还是不够，又议卖寺院了，好在潘恩已是上海富豪，有潘半城之称，照旧代偿，最后总算把广福寺保了下来。
潘恩于万历十年去世，享年87岁，万历皇帝赐溢号恭定，地方人士为了纪念其功绩，便在寺内建潘恭定公祠，墙上有潘公的画像，这些都在《上海研究资料》和清《同治上海县志》有记载。
也因此，1959年广福寺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在十年浩劫之中，大殿被彻底拆除，佛像被毁，造起了派出所大楼和公房，广福寺就此宣告结束。广福寺被毁了，当然没有照片，但是有图，上面记有广福寺的历史，太珍贵了！
清代广福寺外景图
未建城墙时上海地图
同治地图
据记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门外挖了二口义井，上面建了井亭，供百姓饮用（这也记在《同治上海县志》上）。现在广福寺没有了，二口井应该还有啊！在那里？珍宝馆旁有一个藏宝楼，据说在建这幢楼时，西侧发现了一口义井，井圈尚好，井里还有水，很清澈，没有办法，只好已加以覆盖，埋在地下，记在这里。但按位置看应该不是广福寺的正门，也许不是那二口义井。
现在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寺院前的一条小路，这条南北向的小路，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因广福寺得名叫广福寺弄，到了（1963年）被命名为广福街。如今又被叫作广福弄了，
并且它的一半已经被扩建的马路给吃掉了，为了给它留一个尊容，砌了一道墙，保住了另一半，就在这墙后面，拉不进一辆黄鱼车的夹弄里，就是今天的广福弄。
如果墙一去掉，另一半将成为街面房子。弄牌就竖在河南路上，看不懂的人以为放错了路牌，这不是方浜路河南路口的牌楼吗？
而我却于1954年7月7日，出生在这个广福寺第一庙大殿靠后墙隔开的右边一间小屋里，那是我第一个家。
我的父亲叫傅景林，字金茂。1925年10月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傅家汊，是祖母自己在家里接生的。
母亲叫涂郁香，1935年1月9日出生在江西丰城县。
父亲的家乡黄马乡据说是因为当年黄巢在此屯兵牧马而得名。黄马乡是丘陵地区，位于抚河分叉为两江的走廊，明显的枯水期和涨水期，在“两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湿地环境，盱江和箭江，分别长24.6公里和23.8公里，最宽处1236米，最窄处268米，总水面近万亩；水质优良，主产鲤鱼、鲫鱼、鲶鱼、草鱼、鲳鱼、龙虾、泥鳅、
黄鳝、田螺等；水生植物丰富，主产莲藕、蒿笋、菱角、贝类等；内有绵延10余里的野生荷花和万米沙滩，蔚为壮观。白虎岭绵延其间，可谓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荸荠，花生，茶叶，甘蔗，水果，蔬菜。白虎岭区域，湖在山中，湖中有山，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四季常青，环境优美，境内山峦叠障，森林覆盖率达45%，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50C，有很长的无霜期。
傅家汊那时有百多户人家，村人种水稻为主，旱地种棉花、芝麻、甘蔗、小麦等。虽谈不上有什么迷人的田园风光，但紧靠抚河，周边树木葱茏，花草四野，也算是风光怡人。村庄西边有一片栎树林，秋天可以打果子做糕吃。田埂外有一片草地，可以放牛。
祖父傅良全，祖母姓王名冬女，人们常叫她冬德。兄弟姐妹六人，大姐两兄在上，下有一弟一妹。父亲从小就循规蹈矩，性情温和，没有调皮捣蛋的劣迹，不算敏捷但聪明，深得父母宠爱。祖母曾回忆说：父亲小时候很秀气白净，戴只草帽坐在门口小凳上，人见人爱。甚至还会模仿看相人嘴巴一撇的样子，有人就逗他玩，做看相人，他就一本正经地撇嘴，常引得村人笑得前倾后仰。应该说他是在众人的欢喜中长大的。父亲回忆说：“人都有一段无知无觉期，我来到人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始识得饥饿、冷暖、哭笑的。最初的记忆有这些：有次在日光下，太阳很猛烈地晒在头上，大汗淋淋，头上似乎生了疖子，妈妈来了，连忙把我抱进家里，开始觉得妈妈真亲，大概就是从那刻起，认得娘了。又一次饭煮好了，妈妈将饭盛入木桶内，将锅巴上的一层热饭放些盐花，用锅铲压压后，捏成饭团送到我手中，当时我坐在长园形木桶里吃着，好香，好香…那种滋味，索绕在心，今生难忘。一直到她去世，我没有给她食物反哺，总觉得亏欠，终身遗憾。”
祖母喜欢，祖父也宠爱。祖父勤俭持家，勤俭到了吝啬的地步，一分钱都不舍得用，束腰都用稻草绳。用一句夸张的话说，摔倒在地都要抓一把烂泥的。祖父绰号“阎王”对其他人总是凶巴巴的没好脸色，对父亲却非常慈爱，每每在晚上故意问父亲吃饱了没有，父亲说“吃饱了”，他就要父亲张大口装作向喉咙深处张望，然后说：“没吃饱”，就拿出早预备好的零食，如盐炒豆、花生米等等给父亲吃。特别令父亲开心的是，过年有灯会，祖父会叫人带他去白城章家做客，住上几夜，那里有很多点心，有的是从没吃过的。
那年头教育还很落后，读书人寥寥无几。勤俭过了头的祖父不知怎么就生出一根筋，认了个死理：家里一定要出一个读书人。再加上祖母的宠爱，父亲就成了读书识字的幸运儿。为了让父亲能持续上学，祖母把视如至宝的结婚耳环卖给了银楼。
说起来，命运真是很奇妙，如果没有祖父那一念之差，父亲基本上就是背向蓝天脸朝土，一辈子窝在傅家汊，务农终老。而我们子女也生于斯，长与斯，或许也曾离乡外出打工，待年老体衰又回老家了。每念及于此，我们这一辈的兄妹四人，不能不由衷的感谢祖父的那一根筋。源于这根筋，父亲走进大上海，而我们兄弟两家都到了美国。
1934年2月春节后，父亲九岁，开始上私塾。上学那天，家中搬去一只读书专用桌子，桌面很宽大，有一只方形抽屉，可以藏很多东西。大伯为他买了本《三字经》和笔墨纸砚。学堂设在村里洪生家新屋大厅中。先生是村中知名乡绅傅良五，他的文化在村中最高。开课前欢欢喜喜，每人吃了一碗一金针细面，大桌上书一放，小凳上一坐，先生前头一站，拜过孔夫子和先生后，父亲就开始做学生了。开始是描红字，在红色的字上描黑色的笔划，内容是：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末尾是：学生傅金茂。起先不知怎样识字，老师在描红纸反面写了四个书中读过的字却不认得，有一个“常”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傅冬根等学兄帮他到书上找，找到后才认起来，慢慢地认得记牢了。一年里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贤文》上了一半，便放寒假了。在上学之后和放寒暑假之前，家里都要请老师吃三天饭，约定成俗，是不算规矩的规矩。读私塾一年用了家里不少的钱，当时懵懵懂懂，全没想过。第一年很有长进，父亲的汉语基础是在这一年扎下的，如第二年、第三年可以延续的话，肯定会有长足的进步。可是正在他打算继续上私塾时，国家要办保国民学校，取消私塾统统改为国民学校了。学校是一伙男女孩子，在一个大教室内上课，不编班级，不分课程，不分程度高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从1935年读到1938年，长进不大。之后到南昌县中心小学插班，又考入私立桂桥小学。其间休学回家务农两年，直到43年才小学毕业。考入江西省立南昌师范简师部，其间加入了三青团。这并非因为他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是随大流而已。47年毕业后回村在保国民校任教半年。
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始终是忧忧寡欢。父亲怎么也想不通，有了解不开的心结：土改怎么会把家里定为地主成份！
据说我的曾祖父小时候曾讨过饭，身体孱弱多病，后来靠做手工裁缝为生，只留下三亩二分田和一块旱地。曾祖父死后祖父的三兄弟齐心合力，逐渐将家庭搞得兴旺起来，买田置房，终于有了点家财。不过到45年，归祖父名下也只有田地三十亩，一栋要靠斜木支撑的旧房。
1945年7月，日寇还没有投降，驻扎在南昌市的日军，经常全副武装到农村掠夺财物，杀猪抢牛。农历7月7日，一队日军进了村里，村口有流动岗哨。祖父不知道，仍在田间一门心思的拔草，一起一伏，被流动岗哨看到，不问青红皂白一阵猛射，祖父被一粒子弹穿身而过，从左臂肩部外侧飞出，当场死亡，死时只穿一条短裤。等父亲等人到现场，口还张着，父亲用双手将他的口捂住，全家悲伤欲绝。说起来我们一家与日本侵略者还真是有国仇家恨！
早些年，祖父家是一个大家庭，老两口，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养女（那时有收养女做童养媳的习俗，我母亲就是父亲家的童养媳），以及大儿子的两个女儿，十几口人，三十亩地仅能糊口。大伯患病过世、祖父被日本兵打死，村里赌风很重，二伯嗜赌成性，卖了三次壮丁，最后逃回来也在49年生病死亡，两个媳妇改嫁离开，父亲远去上海。在1951年土改时，家里只剩下祖母，叔叔和我母亲三人，不得已请了一位长工。并出租部分土地。
即便如此，当时也只是评为富农，在清查确定之前，几户富有一点的人家，许多财物被土改工作队扣押，如果评为地主，按《土改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没评为地主就归还。评定结束后，祖母家是富农，财物要归还，可以却少了很多，没法交代了。工作队队长一锤定音：就评为地主吧！就把土地、农具、甚至“其他财物”都没收了。
这位队长不仅没有按当时的政策办事，反而是法外加害，原因何在？因为他与祖母虽说没仇，但是有恨，不过这不是什么阶级恨。原来，我父亲有两位舅母，一位关系较好走动很多，一位关系疏远，交往很少，而这位队长就是那位很少交往的舅母的儿子。但人性邪恶的一面使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在这位队长安排之下，借口斗地主，在严寒的冬天把祖母捆绑起来斗，打、吊、冻、剥光衣服、灌石灰水。饱受凌辱、折磨的祖母最后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祖母是曾祖母奶养大的童养媳，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从小没受过教育，在傅家汊长大，终生没离开过生长的地方。平时总不声不响，但非常能干，勤劳，心地善良，常背着吝啬的祖父，救济缺衣少吃的村里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良善的家庭妇女，在土改被当做万恶的地主毒斗致死。这固然是队长的作恶，但更是这个政权的罪恶。这样的悲剧并非特例，现在人们都知道，所有的共产政权一开始都喧嚣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要造就新的人类，因此对所谓旧时代的代表性人群大肆迫害和杀戮。苏共开了历史先河，中共紧紧跟上，而后来居上的红色高棉更是创下了屠杀四分之一人口的记录。
当年土改时毛泽东坚决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要发动农民与所谓的“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取土地。
1947年9月24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其中写道：
“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根据南京大学学者刘握宇的研究，苏北土改非常残酷恐怖。他说，对地主斗争的方式主要有“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
实际上苏北土改并不算最残酷恐怖的。
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年6月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地主380人，富农382人，自杀的地主255人，富农285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光山西的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其他地方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
据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遍，真叫惨不忍睹。”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一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一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1951年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道：“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到广东新上任的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要求“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一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一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一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百分之十。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
到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
可见，共产政权就是灭绝人性的政权，共产革命的参与者一旦参与，是不能退出的，也不能犯错误，退出革命和犯错误，就都将堕入反革命的地狱，生不如死。而所谓的正确与错误并没有可以量度的标准，完全以最高层或最高党魁的决定为标准。
因此在土改的年代，一大批地富家庭出生的革命官员只有狠下心来残酷斗争自己出身的阶级，甚至对自己的家人大义灭亲。
例如，周恩来的堂弟媳马顺宜赴台湾后曾控诉：1945年11月19日高邮县“陷共”（中共称为“解放”）后，马顺宜的父亲马士杰作为当地大地主受到清算，一日数次家中被搜查。次年土改5月马士杰被拉去批斗，因已81岁高龄，是女儿马顺宜代替老父上批斗会，并代父坐牢几个月，其间曾被押着游街示众，还遭到殴打。马顺宜出狱次日，十几个共干上门要押走马士杰，马家全家十三口跪地痛哭哀求，但不能免。马士杰被捆绑殴打，数度昏死过去。随后马顺宜与父亲被带走关押，两人曾陪过杀人现场。马顺宜获释后即同她的公婆程仪贞（周恩来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园找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拒绝援助，婆媳二人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愤怒指骂周恩来忘恩负义。
马顺宜说，她从南京回到高邮时父亲已获释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两天后即含恨辞世。马老死前遗言要女儿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与共产党合作。
而另一位曾率领晋绥士绅参观团到延安见过毛泽东和朱德，获得毛泽东赞扬的山西著名开明士绅牛友兰也不能幸免，在中共疾风暴雨的土改运动中沦为革命的祭品，其下场比马士杰还要悲惨。其子牛荫冠（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虽为中共要员，不但无法保护其父亲，甚至党性为大，灭绝亲情人伦，帮助土改暴徒羞辱残杀父亲。在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用铁丝在牛友兰的鼻子上穿孔，由牛荫冠亲自牵铁丝游街示众，鼻孔当场拉断，血流满面。牛友兰受此奇耻大辱，悲愤绝望，在监禁中绝食三日而死。而牛荫冠则受到表扬，说他站稳了立场，经受住了考验。建政后牛荫冠还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在河南滑县桑村乡的父亲赵廷宾，因儿子投靠共产党，他本人也是亲共的，算得上开明绅士，但在土改的狂风暴雨中也不能幸免，因家有良田数十亩被定为地主一样受到批斗，最后含恨去世，更讽刺的是其子赵紫阳还是直接领导当地土改的共产党大员。
这些事实显示：中共的理念和实践悖逆人性，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而我祖母的悲剧虽然悲惨，但真算不上最悲惨的。不过这一悲剧直接影响了我父亲的命运，也间接影响了我的情感、思想和立场。
当时，我父亲接到村里人的信，了解到这种悲惨的事情，简直是五雷轰顶，不敢置信。当时他还是正儿八经的公安人员，家里却遭到如此毒害，咽不下这口气。
他仔细读了《土改法》，其中明确规定，地主：土地多，自己不种地，完全靠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生活。富农：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而祖母，还活着的叔叔以及我母亲都是劳动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富农。父亲在《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决定》（五0年八月四号通过）中还查到有关说明：“例如有人过去是富农或中农，但到解放前几年，因家中主要劳动者死亡或疾病等原因，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不劳动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对待，是不妥当的。”所以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应该是中农。
由此父亲成了所谓共和国的第一批访民，他写信给当地各级政府，要求调查此事，改正土改的地主成份评定（还在52年直接回乡找相关部门反映和申诉，）但是都没有结果。我们四个孩子相继降生，父亲没有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来追究这件事，但还是不断写信申诉。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当了几年交通警。
1959年，本来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父亲，又被下放到佘山的机关农场务农去了，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那其间父亲学会了用稻草编草篓子，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我们家的床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样式不同的草篓子，还不断的送给邻居。
在农场其间，在农业队一位叫陈书范的同事因为也是从南市分局来的，自然他们就相处得最友好，不幸他在农场溺水过世。然而，父亲却与他的母亲相处得极为亲近，仿佛在她那里找到了母爱。就这样在农场一晃就是四年。
1963年5月转业到同属公安局系统的消防处下属消防器材修配厂。转业前局领导叮咛：希望转业人员要把公安人员的优良传统带到工厂去，与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父亲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牢牢地记在心里。也许在公安局的岁月里虽然不得志，但确实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不正之风。
到了厂里，进了木匠间，做了半拉子的洋钉木匠，起先就住在厂里宿舍。有一位老实巴交的老木匠王小桃是消防处的长期临时工，借到厂里干活，也住在宿舍里。晚上闲聊时和父亲讲到老资格的地下党员黄跃年，是消防厂党支部书记高海宝的入党介绍人。黄跃年以前在消防处做管理员，大错没有，小错不断，日子过得不顺，就要高海宝把他调到修配厂。在消防处期间陆陆续续向他（王小桃）借了将近50元（当年50元是一笔大钱了），长期不还，也不打招呼。
要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父亲就要管闲事了，因为是新来的，又不在一个组讲不上话，就和一位顾科长讲了这件事，希望他干预一下。这位科长明确表示这事管不了，也要父亲少惹麻烦，父亲不认这个邪。材料组有一位党员徐学永恰巧也住在宿舍，父亲找了这位党员讲了这个情况。这个党员在党员小组会上提了这个问题，弄得黄跃年下不来台，之后不得不把钱还了，但心里是耿耿于怀。后来打听到是我父亲捅出来的事情，就恨得咬牙切齿，结下了梁子，一心要报复。在高海宝那里挑弄是非，说我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对党不满，借党员的小问题破坏党的形象，是反党。在下一个季度，父亲的季度奖就没有了。一气之下，父亲写信给当时的《支部生活》刊物反映情况，编辑部回信说，会和相关人员联络，相信他们会纠正错误的。然而，没有结果，父亲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拿到过奖金。
也因此父亲就继续做访民，不断写信给市公安局、党中央等部门，反映厂里的不正之风和打击报复的恶劣行为。所有信最后都转到消防处或厂里，父亲成了厂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
1965年7月1日，四清工作队进驻上海消防器材修配厂，父亲对他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主动找联络员谈话，反映了厂领导包庇党员，并打击报复的事实，希望工作队调查处理，还他公平。同时也谈了家庭的情况，希望组织加以调查，让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没想到工作队和厂领导其实是穿一条裤子的。认为父亲一直以来要为地主家庭翻案，对党不满，抓住党员的小问题，挑拨党群关系。派出工作组成员何厚积到江西老家调查了两个多星期，何厚积处心积虑的收集材料，编造伪证，最后使工作队作出结论：傅景林出身地主家庭，不仅不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反而到处鸣冤叫屈。经查实，他本人也是漏网的地主份子，因为他在读书期间是依靠家庭的剥削收入为生的。
1966年3月18日正式宣布给傅景林戴上地主份子帽子。上海消防器材修配厂的四清运动没有查出干部的四不清状况，却查出了二十多年一直与家乡保持联系，并且一直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漏网地主份子，这也实在是滑稽透顶了。
被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的父亲，像是被抽去了灵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966年3月18日一一1979年6月27日，这段时间，从我被无辜戴上‘地主’帽子开始。这13年另100天走的是死荫幽谷，因为剝夺了政治生命，是专政的对象，人人可以欺压，人人可以唾弃、侮辱。....在我被宣布为‘地主份子’的那一天，我似乎就失去了魂灵，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我总是步行回家，要走一个多小时，我走着～走着～仿佛不是自己在走，象是没有血肉的僵尸在晃荡…”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了，高海宝成了走资派被揪斗。父亲也向造反派叫屈，指控是走资派的迫害，是被冤枉的。但造反派不管这一切，反而加强了群众专政。父亲被调出了木工间，监督劳动，扫地。从此，仰望星空成了奢望，盯着地上的一坑一洼，一钉一木才是常态。本来就过度节俭父亲，逐步养成了垃圾堆里觅宝的习惯，在他眼里，一个螺丝，一个钉子，一段铁丝都是宝，都要捡起来善加利用。我们家的工具箱，钉子，螺丝及杂七杂八的东西与日俱增。厂被扔掉的沙皮被捡回来了，用烫水反复浸泡，用力反复搓洗，最后成了布。在布票不够用的年代，这些布还大大派上了用场。我们家的许多床单和被套就是这一小块一小块沙皮布缝合起来的。父亲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在厂里斗，还拖到家门口斗。大字报贴在大门口路边，一直到饱经风雨自然消失。尽管如此，父亲始终不服，一有机会就为自己辩解，常常因此被殴打。一九六七年一月，父亲抄写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却被当作新的罪行，被罚跪、斗争，但他不服，国为他认为“既然叫改造，又不让人接触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造反队送他去徐汇分局，要求公安局关押，判刑。公安局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关押，判刑，父亲总算没有进监狱，还是送回厂里监督劳动改造。
为节约钱，父亲总是步行走将近一个半小时到厂里，来回就得三个多小时标准的早出晚归。小在步行回家的路上，父亲常常在原来的同事陈书范的家里停留，喝几口酒，吃他母亲做的菜，吐吐苦水，听老人家讲一些安慰的话，得片刻的平静，享受些许的轻松。在那生不如死的日子，这还真是莫大的宽慰。我们的邻居，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史志元老先生，人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在那些年里，竟能不避嫌疑，常常在我们家闲坐聊天，讲许多有趣的事情，给父亲讲些舒心的话，让痛苦万分的父亲得到些许安慰。
父亲的信访仍然不断，不过是改为寄给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了，大部分信都是石沉大海，但在68年收到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份回函，说转交相关部门处理，我们全家欣喜满溢，觉得有了指望，结果仍然是一切依旧。
直到1979年初，厂里通知父亲，按政策要摘除地主份子的帽子，父亲觉得总算熬出了头，大大松了一口气，同意摘帽，似乎也有一点感谢之意。人大约都有这样的脾性，明明是被迫害的，但当迫害人不再迫害时，还会对迫害者萌生谢意。那年，多少右派被摘帽时，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当时，已经公开投入民主运动的我，坚决不同意，到修配厂找厂领导，要求彻底平反。厂里说无权这么做，我说那我就逐级找上去，找到能做这个决定的地方。接着我们全家五人，兄妹四人，加上母亲，到福州路消防处申诉静坐了两天，消防处负责人明确表示会考虑我们的要求，希望我们耐心等信息。
1979年6月27日上海公安局消防处发布第一号平反文件，宣布我父亲的案子是冤案予以彻底平反，并到我们四个子女的单位传递了平反文件。至此，我父亲结束了访民生涯，才算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但好景不长，因为我的入狱，我父亲再次成了访民，那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