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組黨籌備小組

復刊《責任》後，在家裡很不方便，此時炳章給了我實質性的幫助，他動員夏雨把辦公室讓我免費使用。這個辦公室在以後幾年發揮了重要作用，起先是《責任》編輯部，後來同時成爲和唐柏橋籌辦六四八週年紀念活動的辦公室，在這裡還籌辦了歡迎魏京生的活動，（從辦公室集合出發去機場歡迎的就有六十多人）再後來就成了中國民主主義黨海外臨時總部，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的辦公室。

我反復説過：一生有兩個夙願，一、參與組建一個真正的，強大的反對黨；二、努力讓這個黨通過民選成爲執政黨。

80年到北京、武漢等地爲此準備。離開北京最後一晚在文立兄家，一宿未睡翻閱了一大疊香港各家報刊雜誌。文立兄送別我時，在白廣路幽靜處，不多的肢體語言和幾句提示我們互相便確定了組黨的共同目標。文立創辦《理論學習》由各地輪流主辦，我也主辦了一期，就是爲組黨作理論準備。

離開北京前往武漢，取消原定的武漢全國民刊代表會議，（因為《美國之音》提前報道了，很不安全）代之以武漢部分代表會議，當時到會議的有武漢的秦永敏、朱建斌、李曉林，杭州的楊曉雷，河南的劉二安，上海的我和湘樊的朋友。這次會議爲全國組織《中華全國民刊協會》奠定了基礎。會議決定：暫時停刊，健全各地組織，積累力量，當年7-8 月同時復刊，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組織。會議的決定通報了各地編輯部，基本得到認同和執行。武漢會議上我提出了"多讀書、廣交友、……"(緩成黨這三個字當時沒有公開講出來，但大家都意會到了。)方針。

但和秦永敏一起在火車站送楊曉雷候車時，我們三人經過短暫的交流便決定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小組，並商定籌備階段可以以不同名稱進行。

之後組黨在一定范圍裡展開，陳爾晉在全國各地作準備，王希哲在北京與徐文立等在甘家口開五人會議時明確議到這個問題。(這是以反革命集團罪重判兩位的主要依據）。我在杭州與王榮慶、毛慶祥，溫州的鄭玉林等成立了政治磋商小組（實爲組黨籌備小組），在其他場合則用振興黨、民主大同盟等名稱討論。（所以，我的起訴書上有一條是：圖謀組織中國民主黨，但証據各不相同，定不了集團罪，隻能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定罪）

經過到紐約後一年活動的鋪墊，我覺得可以和國內互動，在海外組建黨籌備小組。和炳章商議後，商定他抓緊寫完《民運手冊》，我先組織籌備小組。分頭和國內聯絡籌備。

成功組織六四晚會後，胡安寧對唐柏橋讚賞有加，稱他爲“民運的薩馬蘭奇”，這當然誇張了，但在89一代中，他的運作能力確實是撥頭籌的。並且他也把國內看作重點。所以，我第一個找的是唐柏橋，我表示我們打頭陣，以後唐他們一代發揮主要作用，唐表示可以考慮。但考慮後唐明確説：無意組黨，要組建中國和平組織。他無意中流露的願景是：人們一講《中國人權》就知道劉青；一講《勞改基金會》就知道吳宏達；一講《中國勞工》就知道韓東方；以後一講《中國和平》就知道唐柏橋。他要讓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基辛格都等成爲理事或顧問。人各有誌無法強勉，我支持他，希望發揮他的能力打出一片天。我把社安號給他。他，他太太龍小姐和我三人注冊。

我準備了《組黨綱要》，

邀請了孫雲，張林，鮑戈，李洪寬，高光俊，郭岩華，張鳴，魏泉寶，董覺民，馮東海，呂京花，潘國平等一部分感興趣的朋友，在辦公室多次討論，舉行了數次正式籌備會議。和王老，羊子大姐也打了招呼。

當時我提出了好幾個黨名，最後決定採納張林提出的正義黨作為黨名。中國正義黨海外籌備小組成立。我還草擬了時間表。

炳章寫作《民運手冊》期間，我們多次就書中內容與進行討論。《民運手冊》在元旦前夕完成。題字贈送了一本。

這以後發生了很多事情，有大量的原始資料，（當我翻出塵封了二十多年的許多資料時，看到一大堆復印件和原始傳真都因褪色而成了白紙，感到非常的遺憾和內疚。當年許多國內外積極參與的同人所寫的文字和所做過的事情，真的要被遺忘了，在這裡我要向能看到這篇文字的那些同人表示深深的歉意。）因篇幅有限，隻能粗線條的敘述，在其他地方再詳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