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興志士傅申奇
78年11月，上海灘出現了第一個群眾組織“振興社”，它的領導人就是傅申奇。1977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驅王申酉被害，作為王申酉的好友， 傅申奇為中共的殘暴感到震驚，他決心以王申酉為榜樣，為追求真理而不惜一切。他閱讀了大量書籍，並與其餘幾位關心國家命運的好友組織了一個研究小組，取名 “振興社”。他們都是青年工人，大都是共青團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情結將他們推上了歷史舞台。“振興社”在人民廣場民主牆貼出了許多政治文章與信息簡況，受到了廣大市民的歡迎。
12月底，傅申奇為79年1月初的大型集會出色地完成了大量宣傳工作。他繼而又與陳軍、張汝雋等人創辦了民間刊物《民主之聲》。1979年春，中共當局開始壓制民主運動，《民主之聲》和其他幾份民刊相繼停刊。
幾個月以後，傅申奇來找我商量《民主之聲》復刊的事，我立即答應和他一同工作。復刊後的《民主之聲》在封面上印上了傅申奇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當時這樣做是要點勇氣的，因為會給自己和家庭招來麻煩。但傅申奇的家人對他很體諒，兄妹還幫他做點工作。傅申奇性格很開朗，胸無城府，善於團結和發動身邊的人一起工作。有一位青年原是公安局的“眼”與傅相處一個階段後深受感染，說明了情況後反過來幫傅申奇工作。許多刊物是我和李成渝家裡印刷裝訂的，我們的“印刷術”也變得十分簡易；因為油印機被公安局抄走了。我們就光用蠟紙和刮板，效果居然很好。《民主之聲》刊登了傅申奇的許多文章，剖析和批駁了“四項”原則，
提出“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同時，還提出民運人士是中共的“持相同政見者”，應攜手合作共同促進改革。
中共當局對這位“持相同政見者”進行多次騷擾，有幾位朋友勸他別再“頂風上”了；“好漢不吃眼前虧”。傅申奇表示：民主大業不進則退：“不敢吃眼前
虧算什麼好漢！”他四處奔走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並加強與外地民主人士的聯繫，促成了《全國民刊協會》與其會刊《責任》的誕生。
80年，他在自己工作的動力機廠競選人民代表，得票率一直領先；但中共當局操縱了選舉，剝奪了他獲勝的機會。眼看傅申奇的影響越來越大，當局的監視也日益強化。81年春，傅申奇，我，和另幾位民主人士赴超山賞梅，當地公安人員如臨大敵，緊急開會佈置監視，
為了以防萬一，傅申奇與何永全提早走山路離開了，當時我預感到申奇可能遇到不幸，因為他曾向我提起過建立政黨的想法，我卻認為目前應提倡“非黨化”。果然，我未能阻止他建黨的嘗試，81年4月傅申奇被 捕後，“組織政黨”成為他被判七年重刑的原因之一。
81年3月底，全國部分民運人士準備集體赴京請愿，我和傅申奇都作好了赴京的準備。對此，胡安寧（即呼延民）曾建議，只去一人“填壕溝”就足夠了，
最好留一人“退守二線”。傅申奇和我相顧而笑：“看來，我們兩人都得去填壕溝了！”由於傅申奇認識的人比我多，最後決定由他赴京，上海灘的工作台由我負
責。臨行前，他移交了《責任》的稿件和印章，我們在沉默中告別，但我心中卻反覆吟詠著：“風蕭蕭兮易水寒……”
4月，傅申奇在北京被便衣綁架；10月，我被拘捕，判了三年勞教，實際上服了4年“勞教刑”《責任》經我的手又傳給了“第三代”，直到發出了最後一期“號外”。楊勤恆、秦林山、王建偉等人被捕之後才最終停刊。至此，堅持了近三年的“上海之春”民主運動結束。
87年，被判了7年徒刑的傅申奇提前獲釋。當局的一份刊物為此做文章，說他即將回廠工作，“悔過自新”。為了表示自己投身民運的初衷未改，傅申奇出獄後寧可失業也不回廠。為了謀生，他經營一個書攤，起先在少年路，後來幾經波折移到了復興路。
“六四”的血腥屠殺使我們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傅申奇幾次對我嘆到：“共產黨這樣殺人，我們卻一點反應也沒有，真是墮落了！“他一再說：”應該有人發出點聲音。“不久，他便和我商量辦一份地下刊物，並告訴我已和海外民運組織取得了聯繫，獲得了一些資助。我一再強調，安全第一；但我們都未曾想到，我們這些”老民“是無法勝任秘密工作的。
然而突然拿到《復興》創刊號時，我又驚又喜，喜的是傅申奇幹得出色，驚的是刊名竟然叫《復興》！……傅申奇的書攤就在復興路，“振興中華”是他必用的口號，從“振興社”到《復興》……這似乎在有意暴露自己！傅申奇聽了我的解釋以後恍然若失，但隨即又顯得很自信：“不會出事的，這次我很小心……就算出了事，也對得起良心。”
4月，他又對我說：“現在《復興》在海外有一定影響，但國內知道的人很少，有什麼辦法擴大影響？”我隨口說，最簡單的辦法之一，是請讀者把刊物張貼出去或互相傳遞。至於時機，當然最好是6月4日。傅申奇採納了我的意見，發出了“號外”，號召讀者在“六四”前夕張貼刊物。但在5月底，傅申奇便突然被捕了，隨後其兄傅申平、張汝雋夫婦等一大批人紛紛被捕。10月，我被“拘傳”，警方對我說“現在傅申奇表現很好，就看你的態度了，看誰來負主要責任。”我主意已定，要做一個“抗拒”的典型，結果是“上檢”被駁回，得了個“取保候審”的處分，至今未被撤銷。
為了抗議當局對傅申奇等人的關押，上海民運人士一方面進行呼吁，提出為傅申奇作擔保人；另一方面，在復興公園舉行定期的民主聚會，聲稱：不放傅申奇，民主聚會就不解散。
93年春，傅申奇和張汝雋終被釋放，傅申奇被剝奪政治權利二年，張汝雋一年。傅申奇能得到如此較輕的處理，一是因為改革開放的形勢變化，二是因為海內外有力的聲援，三是因為他據理力爭，為自己作了精彩的無罪辨護。他的辯護詞大義凜然地謳歌了民主運動，把中共長期以來所堅持的種種理論批駁得體無完膚。
出獄後，傅申奇因被“剝奪政治權利”，決定從事商業活動，而他從商的唯一優勢，就是與各地人士的聯繫。
為此，他與王希哲等人籌辦一家公司，準備爭取海外的投資和援助。然而，中共當局對民運人士的方針是讓他們“吃不飽，餓不死”——沒有精力去從事社會活動。尤其對象傅申奇這樣的民運中堅，早已亮了“不許以商養政”的紅燈。這種方針當然不能公開，於是，暗裡搗鬼就勢在必然了。
93年6月，上海灘民人士張先梁被無理拘捕，楊勤恆、鮑戈、龔星南、王永剛四人絕食抗議。四名絕食者很快被釋放，而傅申奇卻被綁架，以“煽動”絕食的罪名被判勞動教養三年，這是再也明顯不過的栽贓陷害。絕食是臨時決定的，傅申奇事後才得知，並力圖加以勸阻。發生後，海外記者打電話向他詢問事件經過，他僅如實相告而已。顯然，當局找不出抓他的理由，但中共警察卻采用了黑手黨的伎倆，派便衣攔劫傅申奇，誣告他“偷自行車”，傅申奇惱怒地說：“什麼叫偷？ 這車是我妻子的！便衣又馬上改口說：“你欠我的錢不還！”於是，幾個便衣一哄而上把傅申奇拖進派出所，又馬上轉送公安局。傅申奇不服，竟被害人公安局幹部連打了六個耳光！身患嚴重胃病的傅申奇雖然進行了絕食抗議，但對執法犯法的中共警察又有何用！傅申奇家屬向有關方面交涉，警方卻用耍無賴的辦法推三推四，並粗暴地把家屬推出門去。當局根本不顧法律程序，以奇快的速度將傅申奇判處勞教，立即送往大豐農場。一到農場，又嚴加管制，不許他用紙用筆，又嚴防地限制 與家屬的見面。傅申奇進行上訴，大豐法院和上海法院又演出了徒有虛名的“復審”丑劇，還把傅申奇的妻子關押了14天。
（傅註：家人為我奔走，妹妹和妻子到廣州見了王希哲和何求)
整套龐大的機構如此卑劣地陷害一個守法公民，真叫秦檜再世也甘拜下風。
最近，傅申奇在監禁中提出了離婚的請求，這說明他受到了嚴酷的迫害。他不想再連累妻子和幼小的兒子。他知道中共專制政權對他的迫害不會停止，他更知道，自己決不會屈服於專制的淫威。他妻子李麗萍不同意，雖然她長期生病在家，幾無收入，經濟困難，精神更為痛楚但她堅信傅申奇的正直，堅信此冤案必將推翻。
上海灘的民運人士對傅申奇極為尊敬。傅申奇十幾年來堅持不懈的鬥爭鼓舞著更多的人為民運而獻身。傅申奇的經歷使人們進一步認清了中共的真面目，認清了一個簡單的真理：國家興亡，人權為本；沒有人權，就沒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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