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回上海
一周后我被送上了北京到上海21次特快列车的软卧小间，这还是我第一次乘坐软卧包厢，也是至今唯一的一次。上海政保方面三位便衣人员，陪着我住在软卧。我正面铐着手铐，吃饭也不解开，连上厕所他们也提前清道，并全程陪同。我真不明白，我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青年人，何须这般如临大敌？
4月15日上午，列车抵达北站，我被从月台相反一面的车门押下车，跨越过几条铁轨，坐上了一两上海牌小轿车，窗帘遮得严严实实。轿车开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一个不大的院落里。我下车看到一边是一排四间或五间房间，我被押进里面最后一间。那好像是废弃的一层楼的宿舍，但窗上都有铁条封闭。房间内有一张木床，一床黄色的军用被子，一个学校的课桌及与之配套的长板凳，一个木制的便桶。门是24小时开着的，但有一个班的武装警察，两人一班24小时轮流坐在门口看守。他们都是很年青的武警，看上去都是来自农村，很憨厚和本份，南方口音，习惯用“污虫”这样的口头禅称呼人，对我十分和善。有一天其中一位对我讲，没想到当兵当到这个份上，每天为你倒马桶！我也觉得很好玩。每天的三餐都是他们到食堂用餐后带过来。看到了搪瓷碗上的字“闵行区公安分局”才知道是在闵行，具体在哪个位置就不清楚了，应该离分局不远。在那里和他们相处了六个多月，都处出感情了，我们不谈政治问题，也不能谈我的具体问题。但断断续续社会上的事，生活中的事还是聊了不少。临走的那一刻我在他们的眼里看到了不舍的神色，其中几位的脸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在街上肯定能认出。
一位叫老高的政保人员常住在那里，负责我的生活起居，他的健身方法是每天清早在庭院里顺时针，逆时针的按摩腹部，应该至少有两百下。也许他知道我老爸曾经是公安局的，也曾受过迫害，对我永远是和颜悦色的，像对小辈似的。我开了一串书名，老高帮我到闵行区图书馆借到了很多书。在那里我读了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黑格尔的《美学》、卢梭的《忏悔录》、大仲马的《三剑客》、《海涅诗选》等等，还作了基本读书笔记，没销毁的话至今应该还在档案里。还给了我一本薄薄的英汉对照读物。每天可以看一份《解放日报》，有连载小说，也就习惯了每天看一段。过得还算充实，并非纯粹虚度。
我每天可以抽半包飞马牌香烟，我每天看着墙上的阳光位置，掐着时间抽烟，早上起来方便时一支，早饭后一支，九点多一支，十一点左右一支，午饭后一支，午睡前一支，午睡起来一支，晚饭后一支，七点多一支，九点半睡前一支，都养成了习惯。老高与我聊天也给我几支香烟抽。
在封闭的日子，我很想念綦素华，那时刻，她是我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我憧憬着未来我们一起生活的甜美景象，想象着我们一起为追求的事业努力，一起经历很多有趣的事情。于是就写下了那首藏头词，虽没有写下书面文字，但却牢牢的记在了心里。
一到上海以后，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不接受审讯，拒绝谈具体事情，只谈立场和观点。他们也表示，不是拘留，不是逮捕，只是收容审查，只是交谈，不是审讯。
负责我案子的是老李，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开始花白，斯文、和蔼、友善，带着一副黑框眼镜，就像一位老师，讲起话来斯条慢理。另一位辅助的是老马，年龄也差不多，同样是十分友好，话不多，不过讲起话来更爽快，直接一点。
我们进行多许多次的谈话，虽让都是心平气和、风轻云淡，但却是针锋相对，激烈交锋。又一次老马跟我讲到：近一百年来中国各种制度都尝试过了，都不符中国国情，唯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符合国情。尽管三十多来也有失误，但总体是代表大多数民众利益的。
我说：中国没有试过一般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并且，假定我们都认同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社会化，即社会所有，而不是简单的国有化。其政治制度理应是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报酬不高于普通工人，不应有任何特权，也不是一党执政。多元化的民主共和制度是通往恩格斯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必经之路，中国没有试过。苏联没有这么做，我们说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我们也不这么试一试，我们中国就没有背叛社会主义？我说我愿意与政府请出任何人，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主义。王申酉在最后供词里表达的观点：实行有控制的市场经济，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对外开放，尊重基本的人性和生命价值。是中国现阶段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应该做的，如果执政党没有意识到这个使命，同样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的社会团体或社会力量来提醒和促进应该是好事。我们并不是说年轻人要取代老一代，而是认为，只有多元化才能使社会有正确的选择以及避免毛泽东和文革那样的动乱。
当然这样的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大约也不会上达天庭。
我反复说，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都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我们的努力，没有名利可图，只有付出和风险。但我们的努力对当今社会的拨乱反正，对打破两个“凡字”的束缚是有贡献的，我不应该在被拘禁的状态下和他们谈话，甚至不应该和政保人员交谈，当然如果作为朋友，我也乐于与他们交流。我希望在自由的条件下，正如以前和团市委的朋友交谈一样，与人大、政协、党的政策制定者、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谈。所以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
他们说：没办法你只能和我们谈，我们可以转达呀。老马还故意刺激我说：政保领导知道你，再上面一点的领导可能都不认识你，还是让我们好好谈谈吧。
于是那段时间，我写了不少《要求》、《强烈要求》、《声明》之类的材料要他们转交。
无法记起那些材料的具体文字，基本内容是，我坚持认为：我们出版的刊物是公开的，每一期都向党政有关部门送发，特别是《民主之声》第四期，基本上送到了上海每一位部长级干部家里，包括《解放日报》、《文汇报》主编的家里。并且一直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向民政局要求申请、登记和注册。据我所知，各地的许多刊物也都向当地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请、登记和注册。九号文件也承认了这个事实。虽然由于文革的破坏，打乱了立法进程，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新闻出版法》，但人大已经明确，在没有制定新的法律之前，按原来的法律和政务院的条例执行。1953年政务院有关于《新闻出版物的暂行管理条例》，政府理应按照条例对我们这类刊物加以审核，非法还是合法应该由法律说了算。而不是由党中央说了算，党中央不是立法机构，可以向人大提出指导性的建议，但不能代替人大立法，也不能直接指挥司法机构执法。所以，九号文件本身是非法的，党中央以党代法是违法行为。
在5月的一份报纸上，我看到了一篇报道：1981年 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由市委副书记夏征农主持大会，号召广大青年向王申酉烈士学习，学习他追求真理并为真理奋斗的精神。夏征农在文革中是深受迫害的，我的朋友陈乐波（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原市委统战部部长陈同生的长子）曾和我讲过：当年夏征农被关牛棚时期，曾经一起抨击过毛泽东的独断专行。
我对老李他们说：你们应该知道，我是王申酉最好的学生、兄弟和战友，
他们说：你做的事情和王申酉还是不一样的。我说：我确实做了许多王申酉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我是做了他想做而没有做或来不及做的事情，我相信，如果他活着会支持我做的一切。我早就讲过：“我不认为王申酉的看法会一成不变，倘若在今天，他肯定会提出更多有价值的思想，可惜他已经没有这样的可能了。对我来说，要紧的是继续往前走，既做他想做而没有做的事，也做他没有想到做而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他们还是再三强调：你是你，王申酉是王申酉，你的所作所为与王申酉没关系。我心里想，他们话是那么说，但因为这层关系，当局对我的事情还是有多一层的考量。
1、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间国家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5），期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
3、“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期间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4、历史的伟大转折（1977-1981），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决议重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将其定性为“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
我认为，决议是羞羞答答，不彻底的，但把文革十年定性为“动乱”加以全盘否定，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为未来的发展和变化铺垫了道路，打开了门户。
我在封闭的情况下重新审视形势，有点乐观的猜测：也许出现了80年我在武汉会议上讲到的一种可能，执政党主动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容许党外力量的存在和适度发展，形成类似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但多党并存，有相当社会监督力度的格局。
我不清楚当局究竟是对《爱国护法请愿团》一事的单独压制，还是有选择的压制一部分民刊活动分子，或是更大规模的镇压。从办案人员的态度我无法判断，但我可以肯定我的事情决定权不在上海，他们在等待中央的最后决定。我在猜测，胡耀邦任主席的中共最高层是否有松动的可能？是否会出现平和转型的机会？而我和我们是否可以采取不正面对抗的立场的缓和态度？就我所了解到的信息，胡耀邦在被迫害的岁月里，接触过类似葛兰西/吉拉斯那样的改革共产主义思想，有相当的开放性。因此，我对胡耀邦是抱有期待的。
但一时间没有对我解套的明显迹象。于是我仍然温和的不断提出要求，他们也不断的隔三差五的与我温和的交流。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在8月份炎热的某一天，政保处处长樊文虎和其他两位助手到闵行和我直接交谈。我和老樊见过一次，那是1979年3月查抄《民主之声》第三期时在黄埔分局。老樊的口气是很缓和的，表达的意思是：我们这批年青人在拨乱反正的历史时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中央发布九号文件之后没有听招呼，走得太远了，政府还是希望我能讲清事情，摆正态度，还是能得到政府谅解的。他承诺会努力为我争取一个好的结局。我把老樊的话看作当局对我也是对我们这批人伸出的橄榄枝，虽然不能确定是哪个层面伸出的。
我面临一个抉择：是继续采取对抗的态度，不做任何妥协，不谈任何具体问题，只谈思想和立场，准备承受最坏的结果？还是有限度的妥协，回答他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争取缓和的结果？
我很清楚，邓小平对我们这批人冠上了“西单墙那帮人”的名号，在许多讲话中，文件中都明确表达了不容忍，与之坚决斗争的态度，只是在与华国锋格斗尘埃没有落定时，没有全面贯彻落实。
六中全会后，虽然两个“凡”被彻底否定了，有了变化的可能，有了相当的空间。但同时邓小平的立场也有了全面贯彻的可能。我认为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思想和观点是有差异的，尽管邓小平肯定有主导权，但可能存在微妙的平衡。我觉得采取缓和的态度，为那些愿意为我们开脱和讲话的人们提供话题和空间，还是可以考虑的。
就我个人的情况而言，有三方面的有利因素：
一、我父亲因冤案被迫害，愿意为我讲话的人，有话可说；
二、王申酉刚平反，我和他关系密切，这是上海当局要考量的一个因素；
三、我和陈乐波等一些上海的高干子弟关系不错，他们和上海高层有接触，可能会施加一点影响。
【中左起：傅申平、陈乐波、张懋源、南京朋友、应全刚】
【后左起：潘双印、李建明】
并且我所想，所做的一切上的了台面，借此机会全面记录下来，也是对自己，对事情的一个交代。
考虑再三决定给老樊面子，接这根橄榄枝。此后用了四天时间，他们问，我答，他们记录，同时录音，最后整理了差不多六十页报告纸的文本，我阅读后签字。一个星期后，老樊再次找我面谈。说：我所说的基本上是真实的，完整的，态度也是可取的，政府表示欢迎。但有些没公开的内容还有保留，特别是组党的问题，希望我竹筒倒豆子，干脆讲讲清楚。我再次面临抉择：是放弃妥协？还是放大妥协的限度？组党无疑是当局最忌讳，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但当局确定掌握了相当的信息，不谈妥协无从谈起，谈也许进入死角。我考虑到两层因素：
一、我和不同的朋友谈到不同的组党版本，足以证明只是讨论，没有具体实际内容，最坏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构成集团罪。
二、完全可以为组党的动机进行有力的辩护。
因此我决定扩大妥协限度，写了大约将近三十页的补充文本。
之后，等待了一段时间，期间老樊的助手来过几次，按老樊的要求对有些问题作一些补充了解。
我的胃病从十八岁那年的年初四开始就缠绕在身，是十二指肠起球部溃疡，每天疼痛，常常出血三个加，四个加，差一点就动手术切除。在闵行期间，我的胃病好几次发作疼的熬不住，政保特地把市局的医生带过来，但也只是所用止痛片。 过了十一，老樊最后一次到闵行，算是守信用当面给我一个交代。老樊说：你的态度和努力市里领导是认可的，你这个事情我也尽力了，但不是上海做得了主，中央定了调，北京、广州、武汉等各地的人都要作处理，我们只能尽量往宽里争取。还是希望你取积极的态度，不要走极端。
十月十日，也就是双十节那天，当时我并没有意识这个日子，冥冥之中似乎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晚上七点多，市局预审科的老张到闵行向我正式宣布逮捕，把我带到了南车站路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当时心里默默地想到：也许我和这个政权不会有任何妥协了！
其实回忆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在那一段相对空闲而且很清静的日子里，虽然有对未来不确定的焦虑，但早有最坏的心理准备倒也觉得轻松。于是乎回忆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那时只有28岁，记忆力也不错，所以从有记忆开始的往事，听父母讲到的家事，以及我从幼儿园一直到送到闵行收容审查的所有经历，便绵绵不断的过滤了一遍。
从78年底公开投身民主运动的主要经历，我的立场，在给官方的一百多页的材料里基本表达清楚了，其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记录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内容大体也是真实的，真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材料能见天日。只可惜，生活经历中其他方方面面的内容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今天只能勉为其难，重新回忆、记录。
今天回首往事真有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依稀多少事，纷呈照余晖。
之感！
我不过是一个平民家庭的孩子，怎么就一路走来，投身到社会运动中去，和王申酉结下一世情缘，面对死亡，继续与中共对抗，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就把影响扩大到海外，走上了逮捕、判刑，继续抗争，继续被逮捕，囚禁，直至亡命天涯仍初心不改的不归路？
我的家庭、我的人际交往、我的时代造就了我，而不得不说，我家庭的遭遇对我的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就先来看看，最了解我的兄妹是怎么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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