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控告中央

第三章

控告中央

4月4日下午我到了北京，立即与当时负责《四五论坛》的杨靖联系上了，广州《人民之路》的何求已近到了北京，但武汉《钟声》的朱建斌因受到阻拦没能到北京。4月5号白天我和马文都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溜达，见了何德普等朋友。还看到有人在广场散发传单。晚上我和杨靖、何求在民族文化宫附近相聚。我们三人交谈甚欢，对中国反对力量的崛起充满期待，对民主中国的到来满怀信心。杨靖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们将会有我们时代的《......宣言》。

我们一起讨论请愿的具体行动，决定4月9日下午2点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举办各国记者会，同时向全国人大递交控告中共中央违法的书面文件。由我起草控告书，约定7日晚见面定稿。杨靖和其他北京的朋友负责联系各国驻北京的记者。控告书的原文已无法记全，大体意思是：

一、中共中央不是立法机构，未经人大批准无权发布有关新闻、出版和结社的法律文件。因此中共中央9号文件是违法的。

二、民间自发刊物是否合法因按照人大制定的相关法律来裁定，中共中央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三、呼吁人大参照北大学生发起联署的《新闻出版法草案》，尽快制定相关法律。

四、如果人大暂时还来不及制定有关新闻、出版和结社的法律，理应参照1953年政务院的相关条例来处理。

五、要求人大敦促中共中央按照法律处理问题，收回9号文件。

我们等陈尔晋来北京，没消息，不知道他已经在南京被抓捕。綦素华没有电话联系我的方法，所以发不出消息。我们还是按计划进行。

4月7日晚上我们又见面，定稿，并作最后的安排。那天我见到了杨靖的夫人马淑季，当时正挺着大肚子，但还在为《四五论坛》杂志的事情奔忙。
马淑季回忆那两天的情形：

“4月7日上午我在工厂办公室接到杨靖电话，让我晚上7点到民族文化宫去见面。
我按时去了，看见了杨靖，傅申奇，何求三人。他们坐在民族文化宫铁围栏下的石阶上谈话。我挺着怀孕七个月的大肚子站在距他们三四米处。
春天的四月北京干燥风大，那天感觉到风带来瑟瑟凉意。我看见在西边隔着两段铁围栏有一男一女也坐着，年龄约在近四十岁，我判断他们不像是恋人也不像夫妻，引起我怀疑。天已经黑了他们仍在谈话，过了十几分钟那两人走了。
那天晚上杨靖把傅申奇起草的控告书交给我，让我回家复写6份，(当时为孕检方便我住在娘家)，他说4月9日上午八点来我娘家，一是带我去医院作孕期检查，二是取走6份控告书下午去到全国人大递交控告中央违法的书面材料。
那天晚上和4月8日我复写了6份控告书。
4月9日早上我在家等杨靖来。

八点钟杨靖还没来进我家院子的却是另外两人。男人有小五十岁女人三十多岁都穿便装。两人径直走向我屋我母亲刚要问那男人却让我母亲迴避，进屋对我说:‘我们是公安分局的，你爱人杨靖昨天晚上被拘留了。’我楞了片刻说：‘你们为什么拘留他？’
‘正在调查中’
我说毛主席说：‘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问题的结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没调查清楚为什么就拘留？’
‘这不是你说的事你不用管，我们会告诉你。’
‘他没干违法的事为什么拘留，你们合法吗？’我继续争辩，那男人说:‘你昨天晚上上哪了，一起有几个人？杨靖给你什么了？’他这一问我想起昨晚坐在铁栏下的那两人肯定是探子。
他接着说那几个人也被拘了。
我说既然你们知道了还问我干嘛？杨靖被逮了怎么回事？当时我脑子很乱满身大汗，肚里的孩子也有了动静，他们的话我听不进去也不回答。

…….. ”

              【前左一杨靖，左二马淑季，后左二何德普】

 

我基本上都住在马文都的家里，记得有一晚是住在沙裕光家。在两天时间里，我一刻不停的见了：王志新，赵一凡，沙裕光，李南等许多朋友。（很希望将来能看到北京政保方面当年的审问记录，能帮助我回忆起许多淡忘的事情，那里记载着我几天里频繁的活动，时间、地点、人物是最精确的，只是内容有很多选择性保留。）

4月8号傍晚，我到永定门车站附近徐文立的临时住房，他一个人在家，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1980年春节前夕，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到了白广路二号他的家。
我们要言不烦直奔主题，交换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重申了原来就达成的共识，他和王希哲等一大批朋友都保持低调，不再公开行动，不直接与当局对抗。而何求、我、秦永敏等一批朋友就继续保持高调，作最后的努力。文立兄并不赞成进京请愿直接挑战中共，但觉得既然已成事实，也不劝阻，表示会帮助联系媒体，并侧面协助和呼应。
他送我去公交车站，拎着水壶作态是去打开水。当我们一分手，我向公交车走去的时候，我发现四周围上了许多便衣人员，我拔腿就跑，但发现有好几层很大的包围圈，根本就跑不掉的。于是我就大声疾呼：中共当局镇压民主人士！被他们拖上车，推倒在车厢地上，反铐手铐。车开了大约半小时，我被推下车，眼镜被他们拿走了，眼前一片漆黑，像是在城墙脚下，他们押着我跪在地下，四周一片寂静。我想他们难道要秘密枪杀？觉得比王申酉还是多做了一点，但还是于心不甘，觉得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十几分钟之后，左边一扇门打开，我被押进去，经过一个院庭，走过长长的走廊，送进了走廊尽头的小监房。监房大约五六个平方，一个炕平时估计可以睡三四个人，现在就我一个人。墙上贴着《北京市看守所监规》，但不知道到底是哪里。
第二天提审时观察到，那是大约有六条线状走廊，控制台在中央的监所，开门，关门都由控制台控制。
审讯人员让我签拘留证，我拒绝签字。整整一个星期，我坚持自己的立场，严辞驳斥他们的做法，指责当局是非法关押。但对于在北京见过什么人之类的提问并不讳言，有一说一，只是内容有所保留。他们特别想了解和《人民日报》编辑王若水、许良英等体制内人物的关系。我见过许良英但和王若水没直接接触过。所以他们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资讯。
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了北方的窝窝头，还有那汤不是汤，羹不像羹的大杂烩。我胃不好，要求给馒头，还算客气，吃了好几顿馒头。白天可以看到一份《人民日报》，听到窗外有人犯戴着脚镣在放风。晚上可以听到中央联播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