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共國的制度及其本質

第一篇

中共國的歷史、現狀和前景

第一章 中共國的制度及其本質

一、中共的起源：始終是非法組織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後，中華民國於1912年正式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和國，也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獲得國際社會普遍承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此後的中國政權更迭，理應在這一法理框架內進行。

伴隨立憲體制的建立，近代中國一度出現罕見的政治多元景象。據史料記載，當時依法註冊的政黨多達八十六個，各類政治團體二十二個，政黨政治與公共政治生活開始萌芽。

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在中華民國境內成立。然而，與同時期其他政黨不同的是，中共從未依法向中華民國政府登記，也從未取得任何合法政黨身份。從現代法治與政黨政治的基本標準來看，中共自成立之初，便是一個未經承認的非法政治組織。

更重要的是，中共並未試圖通過選舉、修憲或合法政治競爭改善體制，而是選擇以暴力的方式，對中華民國進行全面顛覆。這一過程，無論從憲政法理、國際法上的國家連續性，還是民族國家的正統繼承原則來看，都不是「合法繼承」，而是以暴力完成的政權奪取與領土佔領。

1949年後，中共並未依法終結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並未被消滅，而是退據臺灣並延續至今，其憲法、政府與國際人格從未被依法消滅。因此，從法理意義上說，中共並非取代了中華民國，而是佔領了其大部分領土。中國大陸，事實上構成中華民國的淪陷區。

二、共產幽靈的化身：外來勢力與中華文明的根本衝突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根源來自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歐洲工業社會，其理論核心假設建立在：

• 否定私有財產

• 否定宗族、倫理、宗教

• 否定歷史連續性與文化傳承

• 將暴力視為正義來源

本質上是一種激進、破壞性極強的近現代集權意識形態。這一思想體系與中華文明存在根本性衝突。中華文明數千年以來，形成的是以家庭、宗族、倫理、私有財產與漸進演化為核心的社會結構，政治哲學追求的

是秩序、責任與長期穩定，而非全面否定既有文明基礎。

共產主義並非中華文明內生的思想成果，而是外來意識形態的強行植入。中共在奪權之後，並未試圖與中華文明融合，而是以「破四舊」「階級鬥爭」「思想改造」為名，對傳統文化、倫理秩序與精神世界進行系統性摧毀。這種摧毀不是附帶結果，而是其意識形態的內在要求。所以，中共政權並非中華文明的延續，而更像是文明斷裂之後，由外來思想所構建的替代性統治結構。

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對中華民國的公開分裂行為

1931年，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另立國號、另設憲法、另組政府與軍事體系。這一行為在任何現代國家法理中，都屬於對主權國家的公開分裂行為。它並非革命根據地的權宜安排，而是一個具有完整國家形態的政權實驗，其目標不是改革或重構中華民國，而是徹底消滅並取代之。從國家法理角度看，這一行為本質上就是分裂國家的罪行。

四、佔領而非繼承：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悖論  

1949年後，中共建立了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這一名稱本身就蘊含根本性矛盾。

它不中華，因為否定中華民國的法統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連續性；

它不共和，因為不存在自由選舉、權力制衡與政權輪替；

它不人民，因為人民無法決定製度、政策與統治者，反而成了「人礦」。

因此，將其稱為「中共國」，反而更為準確。若作歷史類比，其性質更接近於異族入侵後建立的統治政權，而非本土文明內生的政治演化結果。

五、蘇聯制度的完整複製：中共政權的制度根源

中共政權在政治與經濟制度上，幾乎完整複製了前蘇聯模式。

政治上，一黨專制、黨高於法、領袖凌駕於制度，個人崇拜週期性回歸；經濟上，中央集權、計劃配置、國有部門壟斷關鍵資源。

這套制度在二十世紀已被歷史反覆證明不可持續，其結果必然導向效率崩潰、創新枯竭與社會災難。

六、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制度邏輯下的災難循環               1949年建政後，中共曾短暫提出所謂「新民主主義」，試圖在高度控制下有限容納私有經濟。然而，毛澤東的所謂「農村社會主義」幻想很快佔據上風。「一大二公」、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接踵而至，公有化迅速推進，經濟體制被徹底定格為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最後導致了史無前例的大饑荒。

同時，政治制度從黨政有限分離的集體領導，迅速滑向個人獨裁。文化大革命期間，造神運動將毛澤東推上神壇，一黨專制最終演化為個人專制。個人獨裁所必然產生的非理性決策，直接導致國民經濟破產，也宣告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徹底失敗。

從1950年代開始，中共政權製造了一系列人為災難：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傾、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與整個社會的精神摧毀，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使這一制度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間地獄。

七、經濟改革：對包容性制度的策略性借用

在絕對貧困的現實壓力下，加之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多米諾骨牌式坍塌的衝擊，中共為維繫政權，被迫回歸集體領導體制，啟動經濟改革。

改革開放並非制度轉型，而是汲取性制度在生存危機下，對包容性制度的策略性借用。在全球化、外資、技術與人口紅利的合力作用下，造就了三十多年高速成長的「奇觀」。

八、習近平時代：第二次個人獨裁與制度逆行

2012年後，習近平上台，清洗政敵、再度造神，徹底打破集體領導體制，完成中共歷史上第二次個人獨裁專制。同時，在意識形態上回歸共產幽靈的初衷，試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計劃經濟結構。

「東升西降」的錯誤判斷，戰狼外交與一帶一路的夢幻擴張，迅速破壞了外部環境。三十多年改革所積累的一切，被加速耗盡。

九、結局：不可避免的崩潰

如同前蘇聯，中共國已進入制度僵化、經濟停滯、財政惡化與信心崩塌的末期階段。這一次，由制度逆行與外交冒進引發的經濟破產，將直接導致中共政權的崩潰。

小結

中共國的危機，不是政策失誤，而是制度宿命。政策的癲狂只是加深危機和加快崩潰的速度。

當一個以外來意識形態為本、以暴力奪權、拒絕憲政與包容的政權，試圖永久統治一個古老文明，其崩潰只是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