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綜合危機的《觸發器》（Trigger）

引言

在討論中共國當前所面臨的全面性、結構性危機之前，必須首先說明一個關鍵概念：什麼是「觸發器」，什麼不是。
本書在前文已經反覆闡明，中共國當下的經濟與社會危機，根源並不在於某一個單一政策失誤、某一次外部衝擊，甚至也不僅僅在於某一位領導人的個人決策，而在於其長期存在、根本無法避免的制度性缺陷——一個以黨權至上為核心、以汲取性制度為本質、以行政干預全面嵌入經濟與社會運行的體制結構。正是這一結構，決定了危機遲早會到來，並且一旦到來，就不可能是局部的、短暫的、可逆的。
然而，制度性危機並不會自動顯現。它必然需要某些具體事件、政策節點或外部衝擊，將潛伏已久的矛盾集中釋放出來的「引爆點」。這些引爆點，本書稱之為——綜合危機的觸發器。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觸發器不是原因，而是開關。
它不創造危機，只是讓原本已經積累到臨界狀態的系統，從「勉力維持」轉入「連鎖失控」。就如同一座內部結構早已鏽蝕的高壓鍋，真正造成爆炸的，並不是最後那一秒的火焰，而是長期被掩蓋的結構破損。
正因如此，將中共國當前的困境簡化為「中美關係惡化」、「疫情衝擊」、「房地產調控過猛」或「外部環境不利」，不僅是分析上的膚淺，更是一種刻意的責任轉移。這類敘事的政治功能，在於為制度本身卸責，把結構性失敗包裝成偶發性挫折，把不可逆的系統性衰退，描述為可以通過技術性修補加以解決的週期波動。
本章的目的，正是要逐一拆解「觸發器」的真實角色：
它啟動後，為何在其他國家可能只是壓力測試，在中共國卻演變為全面危機？又是如何通過制度內部的放大機制，迅速擴散為經濟、金融、就業、財政與信心的同步崩塌？
更重要的是，本章將指出：觸發器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制度運行邏輯的必然產物。當一個政權在長期高速增長的掩護下，不斷積累結構性風險，並在政治安全焦慮的驅動下，主動選擇逆轉改革、收緊控制、對外對抗時，觸發器的出現，實際上只是時間問題。因此，理解「觸發器」，並不是為了追究某一政策或某一事件的責任，而是為了回答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中共國的危機，會在這個時間點，以這種方式，被集中引爆？

一、什麼是觸發器
觸發器並不是危機的根源，而是在既定制度與結構條件下，使潛伏風險顯性化、同步化與加速化的外在衝擊或政策事件。
它們本身未必具有致命性，但一旦作用於一個高度依賴行政配置、內部放大器高速運轉的體系中，就會迅速跨越部門、產業與時間邊界，將局部問題推向系統性危機。
需要強調的是：
觸發器之所以具有破壞力，並非因其本身的特點，而是因為制度已經喪失了吸收衝擊、分散風險與自我修復的能力。在同樣的外部環境下，不同制度體系所承受的結果，可能截然相反。
我們在前面從宏觀的角度論述了這一輪危機的根本原因和真正的起點。接下來我們要從微觀上視角來剖析危機的觸發和放大過程。
我們在前面講到：2012習近平上位後，經濟改革的情況發生逆轉。
一方面對私營經濟與市場自主性的擴張產生深度警惕，認為其已超出「輔助工具」的範圍，可能動搖政權根基；另一方面，又陷入認知誤區，誤以為以國有經濟為主體、民營經濟為附庸的「北京模式」已經成熟到可以反向收縮市場空間。
此後，經濟制度開始系統性回收改革紅利：
「國進民退」重新成為主旋律，對市場、企業與個人的控制全面加強，有限存在的包容性元素被持續壓制。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升溫，開始了關稅戰。隱性的危機開始顯性展露。所以觀察者們普遍認為，大陸現在的危機根源在於關稅戰。從時間點上看，關稅戰確實是這一輪危機的起點。但實際上關稅戰只是觸發了隱形存在的危機，接下來的來自製度性的放大器和獨裁者失智的決策產生的放大效應才是關鍵因素。
我們就從「觸發器」開始講起：

二、美中關稅戰：外部衝擊的「第一推動力」
關稅戰的本質，並非大陸向美國「多繳一點稅」，而是美國通過制度
化提高貿易成本，系統性削弱大陸的出口能力、產業鏈地位與企業利潤
空間。
它真正改變的是三件事：
1）缩减出口企業的利潤空間
2）挫伤外資對長期投資的預期
3）改变整個製造業體系對未來的判斷
其直接衝擊對象主要包括：
1）出口導向型製造業
2）機電、電子、光伏、家電、機械、汽車及零部件
3）利潤率本就不高的中低端製造（服裝、玩具、日用品等）
4）高度依賴歐美市場的企業
然而關鍵在於：大陸過去二十多年制造业增长的重要「發動機」正是外需+製造業規模優勢。

（1）關稅戰觸動的第一條鏈條：→出口受損→外貿企業現金流斷裂。
關稅抬升與不確定性增加，直接導致外貿企業：出口訂單減少/利潤壓縮→企業收入下降。
對於大量外貿企業而言，訂單並不是一夜消失的，但利潤卻在一輪輪關稅、匯率波動中被不斷壓縮。
當利潤消失時，企業的反應高度一致：
1）裁員/凍結招聘
2）壓縮工資/延遲發薪
3）停止擴產/停止投資
這成為失業問題的第一輪來源。最早出現變化的，不是失業率數字，而是企業招聘時：
1）校招名額悄然減少
2）合同從三年變成一年
3）培訓預算被取消
這些變化很少上新聞，但對年輕人來說，它們是最先感受到的寒意。

（2）關稅戰觸動的第二條鏈條：→外資撤離/轉移
關稅戰改變的不只是貿易，更是資本的長期預期，特別是影響外資的資本預期。如果說關稅戰是觸發器，那麼外資撤離，就是它觸發的第一輪
結構性變化。
很多人誤以為外資撤離是一種「態度問題」，是一種「情緒反應」。不錯，有這方面的原因，但本質上，它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
外資在大陸的經典模式是：
在大陸生產→出口美歐→獲得穩定利潤
當這一模式被系統性削弱後，資本本能的，也是理性的選擇轉移。
外資撤離，不是「突然離開」，而是「不再回來」。外資撤離往往很「安靜」很少是「轟然一聲」的大新聞。更多時候，它像氣溫變化——你每天都在其中，卻直到很久以後才意識到，季節已經換了。外資撤離基本有三種方式：
1）徹底關閉在華工廠 / 零售體系
2）保留銷售，撤走製造與研發
3）把中國從「全球核心節點」降為「區域市場之一」
具體來說：
1）訂單轉向：越南、印度、墨西哥
2）產能轉移：東南亞 + 北美近岸製造
3）新增投資暫停
4）存量資本逐步撤出
是因為那裡勞動力成本更低.，是因為那裡風險更可控。
招商部門最先感受到異常。
原本每年都會來的考察團，突然不來了；已經談到一半的項目，被告知「總部要重新評估」；簽約儀式無限期推遲。
理由通常很官方，也很禮貌：
1）「全球戰略調整」
2）「供應鏈多元化」
3）「需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但真正的含義只有一句話：
這不再是優先選項。
很多外資工廠不會馬上撤走。
因為撤離本身也有成本。
於是人們會看到一種「半撤離」狀態：
具體的做法往往是：
1）不再追加投資
2）生產線不再更新
3）設備只修不換
4）管理層開始外派
5）技術崗位逐步轉移
6）訂單慢慢轉移
廠房燈還亮著，但人心已經不在。
一些老員工會察覺到變化：
「以前總說要擴產，現在只說『穩住』。」
直到某一天，人們發現：車間不再滿負荷
當真正關廠時，其實已經是最後一步。
外資撤離不只是影響企業員工，還瞬間影響外圍生態：
1）給工廠供餐的小餐館
2）給外派員工租房的房東
3）做物流、保潔、安保的外包公司
4）周邊商場、便利店
訂單一少，這些地方立刻感受到寒意。
餐館老闆會說：
「人沒少多少，但都不敢點菜了。」
更進一步來說外資撤離影響的，不只是就業崗位。還包括：
1）稅收
2）技術積累
3）地方財政的穩定稅源
外資撤離具有鏈條式傳導效應，我們從一個網路式系統視角來展開

鏈條 A—撤資→就業減少→消費萎縮
外資企業精簡或撤出→減少崗位→相關居民收入下降→消費意願與消費能力雙雙減弱→影響國內消費市場
最終結果：
1）傳統服務業與消費品市場需求降低
2）相关企業破產風險加大
外資撤離首先就是就業機會減少。從宏觀統計看，外資撤離的影響，
遠不止「幾家工廠關門」。常常會是一個區域，一座城市空心化。根據
官方統計，在高峰時期，外資企業在大陸直接僱傭的員工數量接1000
萬人。
如果考慮上下游供應鏈、物流、零售、服務外包等間接就業，其帶動的就業規模，普遍被估算在2000萬—3000萬人之間。
這意味著，外資體系一旦系統性收縮，其影響的不是某一個行業，而是一個覆蓋數千萬家庭的就業網路。
以佳能惠州工廠為例：
工廠本身僱傭員工約3萬人，但其配套的零部件、物流、維修、餐飲、住宿等上下游企業，直接或間接關聯的就業人口超過20萬人。那背後就是二十多萬個家庭。
當這樣一個節點退出時，真正受到衝擊的，並不是「一個工廠」，而是一整座城市的就業與消費生態。
外資撤離最真實的標誌，不在統計表裡，而在日常生活中：
1）商務區晚上亮燈的樓層變少
2）寫字樓空置率上升
3）商圈客流明顯下滑
4）房租開始下滑
城市沒有崩潰，但開始「冷下來」。
更關鍵的是，外資撤離帶來的失業，並不集中表現為「集體裁員」，而是通過：
1）不再擴招
2）合同到期不續
3）崗位自然流失
4）外包與臨時工消失
這種方式緩慢釋放。因此，它在統計上顯得「溫和」，但在現實中卻極其漫長而真實。
对“就业减少”方面還需要指出，外資企業曾經提供一種非常重要的東西：穩定、規範、可預期的工作。
1）工資不一定最高
2）但準時
3）福利清楚
4）晉陞路徑明確
當這些崗位逐漸減少，變化會傳導到整個就業市場：
1）本土企業壓力變大
2）用工標準被迫下調
3）工資談判空間縮小

鏈條B —撤資→產業鏈中斷→經濟與就業結構重塑
當外資撤出某些核心製造領域，將導致產業鏈一些環節斷裂：
1）國內供應商訂單減少
2）本土企業需重新布局或停產
3）就業與投資同步減少

鏈條C—撤資→技術外流與競爭優勢侵蝕
外企撤資不只是資本撤出，還可能帶走：
1）營銷網路
2）供應鏈關係
3）研發資源
本土企業雖可能吸納人才，但短期難彌補技術短板。

鏈條D—撤資→財政收入減少→地方債務壓力增加
外資企業停工或撤出會導致：
1）企業稅收減少
2）地方社保繳納減少
3）稅基萎縮
於是地方政府財政進一步承壓，債務高築風險加劇。

鏈條E—撤資→市場信心減弱→投資持續低迷
資本是「信心的梯子」。
一旦出現外資收縮：
1）國內企業會推遲或放弃擴張
2）金融機構風險評估偏好下降
3）消費者信心下降
形成「負反饋循環」，不易短期扭轉。
當佳能（Canon）、松下（Panasonic）、索尼（Sony)、東芝、夏普、
日立、三星（Samsung）、LG、樂天（Lotte）、IBM（研發撤離）、惠普（HP）、戴爾（Dell）、星巴克/麥當勞/肯德基、大眾（VW）、寶
馬/賓士、ZARA（Inditex）、H&M、宜家（IKEA）
這些「衣食住行」層面耳熟能詳的外資品牌都以不同的方式撤資、撤離時，對大陸消費者的信心殺傷極大。

這些撤離對「信心」具有鏈式衝擊

鏈條 1：
標誌性外企撤離→「不可逆」的心理預期形成。人們不再問「會不會好轉」，而是開始認同「長期如此」。

鏈條 2：
品牌消失→城市商業空心化→房價與消費預期下修
1）商場空鋪
2）寫字樓空置
3）周邊房價失去支撐
引發房價下跌+中產資產負債表惡化

鏈條 3：
高質量崗位減少→年輕人理性退卻
1）不敢長期規劃
2）不婚不育
3）不買房
人口斷崖埋下長效伏筆。

鏈條 4：
「外企都走了」→國內資本更不敢投
這是最致命的一條：
因為如果最理性的全球資本都在退，那麼本土資本只會更加保守。
結論
外資撤離本身是對投資環境的理性反應，是一道很簡單的算術題。但在大陸特定的時間點，成了關稅戰「觸動器」的強大的多方位傳導器。觸
動了失業、地方債務、信心崩塌等「放大器」。歸納如下：
1）外資流出與投資規模大幅下降成正比（FDI 凈流出、投資規模銳減）。
2）撤資影響通過就業、產業與財政鏈條傳導至宏觀經濟體系。從而產
生連鎖效應。
3）外資撤離真正可怕的，不是「錢走了多少」。而是：「那些曾被視為『長期錨點』的企業，開始系統性離場。
它帶來的不是一次衝擊，而是一個長期信心的下行通道。
4）失業與地方財政壓力同步上升。

（3）關稅戰觸動的第三條鏈條：出口受阻→內生競爭加劇（內卷）
出口受阻後，外貿企業並不會集體消失，它們會做一件看似合理、卻後果嚴重的事，被迫轉向內需市場，加劇（內卷）導致：
1）同質化產品集中內銷
2）價格戰白熱化
3）利潤率被壓至接近零
消費者可能會覺得：東西更便宜了。
但對企業來說，這意味著：活著，但不賺錢。
在價格戰中，大企業還能靠規模撐一段時間，中小企業卻沒有任何緩衝空間。
房租不能降，人工不能降，稅費一分不少。
於是結果很快出現：
1）小工廠停產
2）實體店關門
3）老闆「自己也失業了」
這些倒閉，很少上新聞，但它們構成了失業潮的真實底色。
內卷的結果就是：中小企業首先出局→實體店倒閉→失業進一步擴展。
加劇的內卷極大的影響了就業與信心
當企業普遍「不賺錢但硬撐」時：
1）不敢加薪
2）不敢擴張
3）不敢長期承諾
對個人來說，這會慢慢轉化為一種感覺：未來不可預期！催發行為的改變：不作長期計劃。
而一旦沒有了長期的計劃，消費、買房、生育，都會被無限期推遲。

（4）關稅戰觸動的第四條鏈條：就業惡化→消費塌陷→房地產崩塌。
外資企業撤離和中小企業出局引起就業不穩與收入預期惡化，特別是年輕人「慢就業」「無業」。很多人把失業當成「個人問題」。但在下行的螺旋軌道中，失業其實是所有問題的中轉站。失業是悄然擴散的，它很少表現為：
「突然大規模裁員」更多是：
1）合同到期不續
2）工時減少
3）收入下降
比收入本身更重要的，真正壓垮消費的，不是收入下降，而是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消費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一點點「凍結」的。一個人「還在上班」，但已經開始節衣縮食。已經開始擔心：
1）明年還能不能有工作
2）兩三年後會不會被替代
那麼，民眾的消費行為就會改變，所有長期支出都會被暫停：
1）不換車
2）不裝修
3）不買房
4）不結婚
5）不生育
6）不負債
接著服務業開始接棒下行，因為當消費下降時，第一個受到衝擊的不是製造業，而是：
1）餐飲
2）零售
3）教培
4）文旅
於是，第二輪失業出現了。人們會產生一種錯覺：「哪一行都不行了」
不是哪一行不行，而是同一條鏈條，已經走到後半段。
因此，第一輪的失業引起消費萎縮，而消費萎縮導致服務業衰退倒閉，形成次生失業。於是，失業潮和企業、門店的倒閉潮直接形成惡性循環。
與此同時，在習當局不計連鎖效應的打擊下房地產泡沫刺破。房地產作
為「預期資產」失去支撐，房價持續下跌：高槓桿購房群體資產負債表崩潰，而其中大部分是覺得「歲月靜好」的中產人群，於是中產階層大規模收縮。生存都成了問題，結婚生子就成了「奢望」。
這也是造成人口斷崖的長期後果的一部分。

（5）關稅戰觸動的第五條鏈條→地方財政系統性承壓
前面講到，關稅戰加速地方政府財政惡化。具體來講，外貿企業的利潤減少；外資企業的裁撤；中小企業的出局，使得地方政府的企業所得稅減少，增值稅下降。而就業減少使地方政府的社保壓力上升。
但地方政府的債務利息是剛性的，基建和維穩支出具有高度剛性，財政缺口擴大，於是借新還舊，債務率持續上升，財政惡化不可逆。
概括起來：
地方政府財政惡化的直接影響，不只是「政府沒錢」，而是：它通過支出收縮、拖欠賬款、信貸收緊和預期坍塌，迅速把局部財政問題，放大為全社會的需求收縮與風險擴散。由此成了各種問題的「核心放大器」。因為它連接了：就業、企業現金流、金融系統、公共服務和社會預期。
小結：綜上所述可見，關稅戰不是單一問題，而是各種問題和系統性風險的「觸發器」。
它並非製造了所有矛盾，卻將原本可被拖延的結構性問題，快速推入失控區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