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對外資撤離潮的應對及效果

  ——以政治安全壓倒投資信心

一、外資撤離不是短期波動，而是結構性退出
外資撤離潮，是綜合經濟危機中最具指標意義的現象之一。
它既不是單一政策誤判的結果，也不是全球景氣循環的自然反映，而是外部資本對大陸這個制度環境作出的長期、理性、不可逆的判斷。
對外資而言，撤離並不意味著對市場規模的否定，而是對風險—收益結構的重新評估：當政治風險、制度風險與人身安全風險持續上升，而可預期回報不斷下降時，撤離本身就是一種負責任的資本行為。
然而，中共當局對外資撤離的理解，從一開始就出現了根本偏差——
它將外資撤離視為「信心問題」「溝通問題」「宣傳問題」，而不是制度可信度崩塌的結果。
這一錯誤認知，決定了其後所有政策的無效性。

二、中共當局的主要應對措施
（1）發布《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
為應對外資流出趨勢，官方推出《2025年穩外資行動方案》，試圖以政策組合拳穩住存量、吸引增量。
方案核心措施包括：
1）擴大市場准入
為了增強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官方出台多項改革：
鼓勵外資進入更多行業領域，擴大電信、醫療、科技研發、服務業等領域的試點開放，試圖以更大的市場空間換取外資信心。
減少負面清單限制：全國性範圍內逐步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條目。 提升融資便利性：允許外企使用國內貸款進行股權投資，簡化資本流動程序。
這些措施本質上是在放寬進入門檻、降低制度性成本，試圖補償外資對中國市場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
2）優化服務保障體系
加強外資項目全程服務、項目匹配、溝通協調機制，提供一站式服務支持。提供所謂的一站式行政支持，降低企業的操作成本。
3）提升營商環境透明度。
通過對外宣傳與品牌塑造，構建「Invest in China」形象，強調中國仍
然是全球最具潛力的投資市場之一。
4）支持本土再投資
鼓勵外資企業在華增資、再投資、併購本土企業，並簡化相關審批流程。
官方意圖十分清晰：
用行政便利政策與市場承諾，消除外資對制度不確定性的擔憂。通過這些措施穩住存量、擴大增量，提高外資投資信心，防止進一步外流。
（2）擴大行業開放與投資便利化
除專項方案外，當局還配套推進多項開放與便利化改革，包括：
1）持續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
2）允許外資企業使用境內貸款進行股權投資
3）簡化跨境資本流動程序
4）在部分高端製造與研發領域給予政策激勵
這些措施本質上，都是降低進入門檻、減少顯性制度成本，試圖用技術性改良消除外資對長期風險的顧慮。但外部環境持續緊張，營商環境不確定。官方措施未觸及根本預期問題，缺乏足以恢復外資長期信心的實質性制度改革。
（3）高層密集表態力圖改變形象
中共高層在各類國內外場合頻繁表態，歡迎和支持外企。
國務院高層會議
1）強調「對外開放是基本國策」
2）宣稱「中外企業一視同仁」
3）否認「外資大規模撤離」的說法
4）將投資下滑歸因於全球FDI整體下降
官方話語的核心邏輯是：
外資仍然需要中國，只是暫時觀望。這種認知，如果不是出於無知，那就是故意自欺欺人。

三、實際效果評估：趨勢未被扭轉
數據給出了清晰答案。
1）2024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約8262.5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約27.1%，創多年新低
2）2025年初外資流入繼續同比下降
3）多個季度出現FDI凈流出現象
更關鍵的是，撤離的不僅是「增量資本」，而是長期經營的存量外資：外資工廠關停、區域總部外遷、研發中心轉移，成為常態。
結論非常明確：
官方政策僅起到有限緩衝作用，無法逆轉外資撤離的結構性趨勢。

四、為何失敗？——制度性與預期性約束無法突破
外資撤離之所以無法被遏制，並非因為政策力度不足，而是因為核心約束條件從未被觸及。
（1）政治安全全面壓倒投資安全
在習近平治下，政權安全被置於一切目標之上。
經濟、資本、市場，都是可犧牲的工具。
外資企業清楚地看到：
1）法律可以被隨時重新解釋
2）正常經營行為可能被政治化
3）合規本身不再構成安全保障
在這樣的環境中，任何投資便利化承諾都顯得蒼白。
（2）制度信用的徹底破產
外資信心崩塌的根本原因，不是風險上升，而是承諾不再可信。
第一，對民營企業的背信行為。
當局可以一邊宣稱「民營企業是自己人」，一邊對大型民企實施突襲式整肅，摧毀企業家安全感。
第二，對香港承諾的公開撕毀。
「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破產，向全世界宣告：
中共的國際承諾，不具任何制度約束力。
第三，對人權與法治的系統性踐踏。
新疆集中營、全面監控、任意拘押，讓外資清醒認識到：
法律不是權利保障，而是統治工具。
（3）「反間諜法」造成的人身與合規恐慌
近年修訂並擴大的「反間諜法」引起外資人員的安全恐慌，對外資企業造成了實質性的寒蟬效應。
1）商業調研可能被定性為「情報活動」
2）正常數據流動存在刑事風險
3）外籍人員人身安全缺乏制度保障
在這種環境下，任何「歡迎投資」的表態，都是自相矛盾的。

五、穩外資政策被制度邏輯抵消
綜合來看，中共當局在穩外資問題上的政策選擇，呈現出一個清晰特徵：
所有措施都停留在技術層面，卻刻意迴避制度層面的改革。因此所有承諾都沒有制度的保障。
在政治安全高於一切的前提下：
1）開放承諾不可信
2）法治保障不可預期
3）投資安全無法制度化
因此，外資撤離不是偶發現象，而是對制度風險的理性撤退。

六、結論：中共官方大力作了穩外資的「努力」，擴大開放和便利投資等綜合措施，但由於全球經濟與政策環境的持續緊張、制度性障礙沒有清除，外資對長期預期缺乏信心。
所以：
不是官方表態不夠，而是這種表態不可相信；
不是政策不多，而是這些政策隨時可以改變；
不是溝通不充分，而是制度本身已失去信用。
所以在制度不確定性未被消除之前，在政治安全邏輯未被限制之前，任何穩外資行動方案，都是表面文章，最多只能是延緩，不可能逆轉外資流入下降的趨勢。
大陸當局對外資撤離潮的應對——失敗。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當局的信用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