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放大器》（Amplifier）

如果說第四章討論的是「危機如何被觸發」而顯性化，那麼第五章要探討的，是一個更關鍵、也更殘酷的問題：
為什麼危機一旦啟動，就不再依賴新的衝擊，仍會持續自我惡化？
答案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放大器」。所謂放大器，並不是單一問題、單一行業或單一政策失誤，而是由制度結構內生出來的一組相互強化、相互耦合的負反饋機制。放大器的本質，是把每一次有限衝擊，使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困境轉化為跨部門、跨階層、跨時間的系統性風險。其特點是：
1）不是解決問題，而以「風險轉嫁」為運行邏輯，具有正反饋結構
2）不在單一部門內閉合，而跨越就業、財政、金融與社會預期
3）一旦啟動，就會改變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使「理性選擇」本身成為系統惡化的推力。
在這樣的結構中，外部衝擊只負責「點火」，真正把局部問題燒成全面危機的，是內部放大器的連鎖運轉。
更重要的是：放大器之間並非並列存在，而是具有明確的層級關係與啟動順序，前一級放大器，會主動為下一級放大器「創造條件」。
大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外部壓力（關稅戰）產生衝擊後，直接或透過傳導器觸發了由制度結構內生出來的一組相互強化、相互耦合的負反饋機制。
在前面可以看到，關稅戰觸動了外資撤離，外資撤離是資本的正常自保和擴展行為，本身不是大陸經濟惡化的放大器。但卻是威力強大的「觸發器」衝擊力的加速器和傳導器。
使得觸發器觸動了

（1）一級放大器（起源型）：失業——負反饋循環的起點
這裡要明確一件事：失業之所以成為一級放大器，不僅是因為規模大，而是因為它同時擊穿三個關鍵錨點：
1）居民收入預期
2）消費意願
3）社會流動性信念
關稅戰的直接影響是外貿企業和外資企業裁員，從而產生第一輪失業和內卷。並進而引發因企業、門店的倒閉潮產生的二次失業，以及房地產降溫產生了大量的失業人群。
在制度性結構偏差下，大陸就業市場高度依賴三類吸納器：
過度依賴外需的產業、房地產鏈條、政府與國企相關體系。
當外貿、房地產同時降溫，而公共部門又缺乏逆週期擴張能力時，致使再就業吸納失敗，再就業通道被實質性堵死。當失業無法被吸納，居民收入預期受損，消費開始系統性收縮，服務業萎縮就引發次生倒閉，進一步推高失業率時，系統進入自我強化的負反饋循環。就是：失業—消費收縮—企業倒閉的負反饋閉環。放大器正式啟動。失業是最初級、也是最具擴散性的放大器。就業放大器的特點在於：
1）啟動門檻低
2）影響範圍廣
3）與其他放大器高度耦合
第一輪失業導向一個方向：失業→消費收縮→門店倒閉→N次失業。進入這個軌道這後，一個關鍵變化發生了：失業不再是短期衝擊，而轉化為結構性狀態，系統不再需要新的外部衝擊，也能自行惡化。
結論：
這是放大器開始主導系統行為的起點。

（2）二級核心放大器（制度型）：地方財政
地方財政在分稅制改革後恰逢房地產蓬勃發展時期，土地財政成了地方財政的主要支柱。
當一級放大器開始發力時，又恰逢非理性開發的房地產市場降溫，土地財政走到瓶頸。
在雙重碾壓下，地方財政系統性承壓：核心放大器的形成
1）地方政府財政惡化
2）房地產高槓桿資產負債表效應
就業減少、企業利潤下滑、稅基萎縮，疊加地方政府債務與支出剛性，導致財政通過壓縮支出、拖欠賬款、收緊信用進行被動應對。（順便提一句：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枯竭，日益土匪化：以莫須有的罪名吞噬當地民營企業家的財產；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跨地區執法禍害異地民營企業家（遠洋捕撈）；加上亂收費，亂罰款的搶劫性財政成了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地方財政問題並非單一部門問題，而是連接：
1）企業現金流
2）金融體系風險
3）公共服務供給
4）社會預期
的耦合節點。所以地方財政不是被動承壓者，而是一級放大器向全系統擴散的「中繼站」。
當失業和企業利潤下滑出現後果時，地方財政立刻同時受到三面擠壓：
1）稅基萎縮
2）土地收入坍塌
3）債務與支出剛性並存
而地方政府的應對方式——壓縮支出、拖欠賬款、收緊信用——並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把壓力再次「回灌」給企業和居民。
於是形成新的耦合鏈條：
失業→財政惡化→信用收縮→更多企業倒閉→更多失業
到這一步，放大器已經完成了跨部門耦合：
就業↔財政↔企業↔金融。
結論：
地方財政惡化不是普通放大器，而是核心放大器。——放大器開始「跨部門運轉」

（3）終極放大器（心理—行為型）：預期坍塌
前面的放大器，最終都會匯聚到同一個地方：預期。
預期坍塌：是所有放大器的「總開關」。預期不是情緒問題，而是行為函數。一旦崩塌，難修復、卻最致命！
其放大機制
1）預期轉壞導致投資、消費、婚育全面收縮
2）自我價值實現的悲觀循環
當人們開始普遍相信：
1）規則不可預測
2）回報無法兌現
3）努力沒有成效
4）風險無法自控
他們就會停止長期決策：
不買房、不創業、不生育、不投資、不負債.......
這不是消極、悲觀，而是對不確定環境的理性撤退。
而一個缺乏長期預期的社會，增長就會自然熄火。
結論：預期與信心的崩塌就是打開了總開關，使得初始和核心放大器的
開關越開越大！

（4）最大放大器：房地產——所有放大器的「能量匯聚點」
房地產不是單純被放大器影響的部門，而是把所有放大器的能量集中、放大的「總匯放大器」。
它同時承載了：
1）居民資產負債表
2）地方財政
3）金融體系
4）社會預期
房地產不是「觸發器」激活的「放大器」，卻是最大放大器。即便沒有外部衝擊，由地方土地財政強化推動的房地產非理性開發，泡沫破滅是時間問題。我們在第四章《觸發器》里講到關稅戰觸動的第四條鏈條：會觸及房地產，作為「預期資產」失去支撐，房價持續下跌：高槓桿購房群體資產負債表崩潰。那麼，「最大放大器」是如何產生？又是如何被啟動的？
讓我們透過時間的迷霧來探尋一下，大陸經濟如何從土地財政和房地產蓬勃興起的黃金歲月一路走來，留下大陸幾倍人口都住不完的房屋存量；留下無數的鬼域、鬼城和鬼鎮；留下吞噬幾代人財富的深坑！
1994年分稅制改革和1998年住房市場化之後，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土地出讓金獲得了巨大的收入來源，用以支撐城市化進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土地財政成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
2000年以後大陸房地產蓬勃興起，而2001年中國大陸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獲得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呈井噴之勢，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0年中國房地產的開發投資約為 0.49 萬億元，而2012年底增至 7.18 萬億元，年均增長 25.06% 。從2012年約7.18萬億人民幣又增長到2018年約12.03萬億人民幣，整體增幅約68%，其中住宅投資尤為強勁，表明此期間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高速擴張，成為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地方政府控制土地供應並追求GDP、地產開發商控制住房供給、銀行大力發放貸款，炒房者逐利托市，多方合力造市，房地產想不漲都難。 2009年之後房價一路飆升，2012年-2014年: 全國各個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如北京），房價漲幅驚人，房地產價值總額甚至被估算超過日本泡沫頂峰時期的東京。房地產業的狂歡，造就了包括許家印（恆大）、王健林（萬達）、楊國強（碧桂園）等登上胡潤地產富豪榜的富豪，建築工地吸納了將近一億農民工。而那些富豪們都有著深厚的官方背景，2010年胡潤地產富豪榜的前10位富豪中就有7位全國政協委員。2013
年地產富豪榜的前50位更有12位全國政協委員和2位全國人大代表位列其中。他們呼風喚雨的能力就不言而喻了。
房地產企業不遺餘力的宣揚：房屋是保值、增值的最好資產！業內許多專家、學者對這種泡沫的風險其實是心知肚明的，但在「政治正確」的大環境里，還是隨大溜抬轎鼓吹，這泡沫就越吹越大。一時間：「現在不買以後就買不到這個價」的心態，植入廣大民眾心中。房價瘋狂飆漲，隔天漲30萬元竟成常態，買房如搶房。
於是乎：普通工薪者家庭，掏空兩代人六個口袋的錢，還背了大筆貸款；中產者用光多年的積蓄，成了房奴；有產者不僅買房還竭盡全力投資炒房。購房者擠破腦袋搶號的場景恐怕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許多學者還為房地產「將中國經濟推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感到自豪！
現在回頭看，當年的瘋狂不論是預設的還是自然的，事實就是：富豪和政府提前吸納了全體購房者的財富。房地產問題的根源在於：
1）長期土地財政激勵
2）高槓桿開發模式
3）人口與需求預期過度樂觀
2018年房地產已經是強弩之末。即便沒有外力的衝擊，這泡沫也要破滅了。泡沫就是泡沫，破滅是遲早的事。關稅戰對房地產泡沫的破滅有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給房地產致命一擊的是習近平的決策。具有紅色基因的習近平對經濟改革造就的各行各業民營企業大佬很不爽，憑直覺認定大佬們的經濟實力和影響力（民營企業大佬已經參政、問政了），遲早或已經對中共政權構成威脅。關稅戰加強了習近平「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認知，而民營企業及其大佬客觀上就是美帝的內應，所以必欲除之而後快。房地產大佬更是首當其衝。毫無疑問2020年的房地產病得嚴重已面臨窒息，但習近平的決策不是先輸氣再治療，而是直接拔掉氧氣管。这一刀的后果就是：房地產從「資產錨」瞬間變為「負反饋源頭」，並開始反向吞噬整個系統。
2020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根據習近平提出的「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指示，針對房地產企業債務風險制定的「三條紅線、四檔管理」監管要求。「三道紅線」具體為：
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大於70%；凈負債率大於100%；現金短債比小於1倍。房地產企業根據「三道紅線」觸線嚴重情況不同，分紅、橙、黃、綠「四檔監管」，最嚴重的紅檔三條全觸，禁止房地產企業新增有息貸款。
「三條紅線」導致了大量房地產企業財務困難乃至於破產，202年，最
大民營房企恆大債務危機迅速惡化，從財務困境走向實質性破產，轟然倒塌，開始了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終結的過程，進而引發企業破產潮、公務員降薪潮和購房者停貸潮。最大「放大器」就這樣被啟動了。關稅戰只是以其觸發的影響，推波助瀾而已。
房地產具有三重放大屬性：
1）資產負債表效應：
房價下跌→居民凈資產收縮→消費能力下降（居民部門的財產50%以上在房產裡）
2）財政傳導效應：
土地收入下滑→地方財政進一步惡化
3）預期錨塌陷效應：
房地產作為「保值資產」的信念崩塌
房地產，從「資產錨」變成「負資產源頭」
房地產曾經是許多家庭的「安全感來源」。
但當收入預期改變、就業不穩、信貸收緊，房價開始下行時，這種安全感就迅速逆轉。
對於高槓桿購房者來說：
1）房價下跌→凈資產迅速縮水
2）但月供並不會下降
3）賣房也無法止損
很多中產家庭突然發現：
自己不是「資產持有者」，而是「負債持有者」。
於是，他們會做出最理性的反應：
1）極端壓縮消費
2）壓縮教育、醫療之外的一切支出
3）對未來長期悲觀
這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信心坍塌。
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集體轉向防禦狀態，內需引擎就會失速。
結論：房地產在內外各種因素和各放大器的推動下，主要是在習近平失智決策的致命打擊下，降溫變成了崩跌，又反過來強化了各放大器的動能。成了最大的放大器。
房企巨鱷的倒斃，也凸顯了專制政權的邏輯：任何大企、大佬都可以倒
，只有中共政權不能倒！習近平知道：他這一刀下去，除了斬殺了臥榻旁邊酣睡的眼中釘，也會傷及無數無辜的家庭。但在保衛紅色政權的邏輯里，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代價和貢獻！
綜合來看，大陸當前的全方位、綜合性危機並非由單一事件造成，
而是由一組層級分明、相互強化的放大器所導致:
1）失業啟動系統
2）財政擴散風險
3）預期鎖死行為
4）房地產集中爆破
一旦進入這一階段，
任何「穩增長」「穩市場」的政策和技術性操作，都只能延緩表象，拖延危機的全面爆發，而無法逆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