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日星期六

我們都應該以蔣介石為榮

豎起旗子!明確方向!終結黨國!重建民國!


這是我在2016年,介紹武之彰先生評論蔣公的一篇文章的編者按。武之彰先生如實敘述了他對蔣公看法變化的過程。而且在編者按里也如實回顧了我對蔣公看法的變化。

今天舊文重發,也算是對蔣公誕辰日的一點紀念。希望對來自淪陷區的人們有一點啟發。———傅申奇


我們都應該以蔣介石為榮

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民族英雄,是文武兼資的政治家,我們都應該以蔣介石為榮,我們更應該慶幸在中國瀕臨滅亡的時代,出現了那麼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否則中國的苦難要更多一些。

台灣民間歷史研究工作者——武之璋


編者按:這樣的標題會引起綠友的抨擊,也會招來大陸大批中青年的嘲笑。這並不奇怪!即便是蔣介石先生的曾孫蔣友柏對蔣的觀瞻也陷入迷茫,為此台灣民間歷史研究工作者——武之璋給蔣友柏寫了這封信。信中開宗明義講述了他從認為蔣中正是民族英雄、是偉大的領袖。

到認為認為蔣是劊子手、是懦夫、是把中華民國帶向滅亡的無能之輩。再到獨立研究,看了許多原始資料,也看遍了中共、民進黨、國內外學者對蔣介石評價的各種觀點不同的評斷,重新認識蔣介石的過程。

對台灣成長起來的人們尚且有這等困惑,對大陸成長起來的中青年來說就更難看到蔣中正的真面目!一來,大陸的中青年從小就受到中共的洗腦教育:蔣該死是專制暴君,殺人魔王,賣國賊,不抗日,腐敗糜爛等等;二來,即使是今天在國內的他們仍然無法看許多原始資料,也無法看遍「中共、民進黨、國內外學者對蔣介石評價的各種觀點,不同的評斷。」

我們作為民國憲政派的民主黨人也經歷了痛苦的反思才選擇了今天的立場,我們也一度堅信:毛澤東殘暴,蔣介石也殘暴!共產黨獨裁,國民黨也獨裁!共產黨腐敗,國民黨也腐敗!我們也曾認為中華民國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落後、黑暗的朝代,理應被推翻。

但今天,我們看到了許多歷史真相。

我們知道:「不抗日的是地方軍閥跟共產黨。」而蔣中正領導了氣吞山河的衛國戰爭!

我們知道:孫中山先生的寬容政策給中共的發展留下空隙,但「蔣介石一生對孫中山以師長事之、以繼承人自居,對這一段歷史,對孫應負的責任一直曲予維護,無一語之怨!」尤顯其人格的高尚!

我們惋惜:「在武力統一的過程中,蔣多次被自己的婦人之仁所誤,尤其對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雖然他們有多次背叛紀錄,蔣卻一再原諒他們,」同時也對他的寬厚和仁慈有更多的體認。

我們感嘆:蔣公在那個年代就洞悉了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真是彌足珍貴!

我們既為蔣公在抵禦共產主義入侵的衛國戰爭的敗北而嘆息!

也由衷的讚佩:蔣公經歷軍事的慘敗後,沒有喪失對建國、救國主張的信念,也沒有動搖反共的決心,以其特有的勇氣跟志氣,堅毅的性格、鋼鐵般的意志,為了保存中國文化的根苗、為了繼續反對共產主義。組織了艱難的大撤退,「保住了台灣、建設了台灣,讓台灣的生存發展也對彼岸的大陸做了最好的示範。」

我們理直氣壯的以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為榮!

以民族英雄蔣介石為榮!

我們期盼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的同人們更多了解歷史真相,看到中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艱難歷程,看明白我們並不是初創者!

從而:

聚民主革命的珍貴遺產

鑄百年偉業的最終成就



      2016822



武之璋給蔣友柏的一封公開信


友柏老弟:最近聽到你在媒體的發言,也看到你在部落格的文章,我非常了解你對自己姓氏的迷惑,這種迷惑絕不是發生在你及你們家族身上而已,所有的中國人從你這一代到你曾祖父那一代,從台灣到大陸,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有過類似的迷惑。以我為例,從小學校、媒體、老師、家長都告訴我們,蔣中正是民族英雄、是偉大的領袖。

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非常佩服蔣介石,後來又受共產黨、民進黨的影響,相信一些片斷的、間接的資料,認為蔣是劊子手、是懦夫、是把中華民國帶向滅亡的無能之輩。一直到自己對歷史有興趣,投入近代史研究,看了許多原始資料,也看遍了中共、民進黨、國內外學者對蔣介石評價的各種觀點不同的評斷,蔣介石神祕的面紗一層一層的揭開以後,我才了解蔣介石的真面目。

我特別寫這封信給你,因為你比誰都更有權利深入了解蔣介石,蔣介石畢竟是你的曾祖父,中國人自勵、自重、自愛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光宗耀祖」,不敢亂來是為了怕「 子孫蒙羞」,這一點無論東西文明都是一樣,只是用不同的面貌呈現,檢討先人的作為,作為垂訓子孫的規範,或警惕自己給自己的子孫做好榜樣,這是中國文明重要的傳統,不可以逃避,更不可以繼續困惑。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分, 提供一點研究心得,並希望我的研究能為你解惑。

蔣介石先生成長在一個中國瀕臨滅亡的時代,滿清政府的命運走到了盡頭,中國文化的發展也走到了非變政無法存活的絕路。當時外有列強環伺,中國人奮起抗敵,一再戰敗、一再賠款割地,都無法滿足侵略者的野心;內有軍閥割據,窮困的省分饑民鋌而走險,蟻聚成匪、打家劫舍,

大都市貧富羞距太大,有人妻妾成群、夜夜笙歌,有人終日勞苦不得溫飽。滿清政府根本無法應付那麼多的問題。

辛亥革命並沒有經過太激烈的戰鬥,某種意義來說,滿清政府的瞬間瓦解是東西文明碰撞,而中國文明向西方文明低頭的結果。辛亥革命成功了,但是國民黨也沒有力量應付那麼多的問題,因為國民黨沒有自己的武力,中國缺少一個有權力的中央政府,從軍閥割據到軍閥混戰,天災人禍接踵而至,水災、旱災、蝗災,中國的災難日益惡化。

孫中山在飽經憂患之餘,感覺到非要武力統一不可,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評論,孫的決策是對的,為了武力統一、為了培養自己的軍隊,孫成立黃埔軍校,請蔣介石當校長,並接受俄國的經援、軍援,同時決定了所謂「聯俄容共」的政策,准許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民國十二年孫派蔣到俄國考察,蔣在俄國時間僅三個月,但是看穿了蘇俄侵略者的真面目,回國後向孫中山提出警告,同時也分別把他的憂慮告訴汪精衛跟廖仲凱,孫反而批評蔣「多慮」。

但是,歷史的發展證明蔣的觀察是正確的,蘇俄的確是侵略者,隨著軍援而來的是一大堆軍事顧問、政治顧問,不但在中國培養、發展共產黨,而且直接干涉中國內政,俄國人變成中國政府的太上皇,黃埔軍校教職員已有一半是共產黨。孫中山對俄國人的忍讓姑息,讓共產黨在孫政府的架構之下一夜壯大;孫中山的一念之差,影響到中國的命運,其影響之大遠超過西安事變,但是蔣介石一生對孫中山以師長事之、以繼承人自居,對這一段歷史,對孫應負的責任一直曲予維護,無一語之怨!

孫中山去世,蔣介石領導北伐,大軍所向直如摧枯拉朽,不到二年而國家統一,北伐成功如此之快,決非單純軍事因素,蔣代表了當時知識分子改革的願望、現代化的願望;蔣也代表孫中山路線,後來大批年輕人、留學生或海外有成就的學人回國接受蔣的領導,成立南京政府,為中國的獨立、生存奮鬥。

民國十六年成立南京政府,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清黨,手段非常殘忍,蔣在共產黨毫無預警之下,突然翻臉,殺了不少共黨分子,宣布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從此共產黨轉入地下,並展開長達數十年的國共鬥爭直到今天。

中共對蔣的「清共」稱之謂「背叛革命」,完全是負面評價, 但是從民國十六年南京政府成立到二十六年抗日戰爭,史稱「 十年建設」,又稱「黃金十年」,國民政府延攬大批專業人才,建立了一個類似西方民主國家的現代化政府,統一了貨幣,建立了現代化的稅制,取消苛捐雜稅,民國十七年國府就有十多億元的收入,可以從事各項建設。在此同時,蔣介石雖然對日本再三忍讓,卻也極積建軍備戰, 他深知中日遲早一戰,中國軍事力量太弱,無法與日軍對抗,但是各地軍閥、共黨誣蔣不抗日,他們假抗日之名行奪權割據之實。

「黃金十年」奠定了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基礎,「黃金十年」 之成就備受中外史學家肯定,但是十年當中發生中原大戰、松滬戰役、兩廣事件、閩變、五次圍剿中共,國府幾無一日安寧,假如沒有民國十六年的清黨,國民政府將一無作為,因為國民政府會被共黨控制,或被俄人控制,或陷於長期內鬥。

民國二十六年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被迫抗戰,日本在民國二十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強佔了整個東北,接著六年又把魔爪伸向了內蒙、華北。從甲午戰爭日本奪取台灣,一直到民國二十六年中國被迫抗戰, 日本人對中國蠶食鯨吞超過半世紀之久。

抗戰軍興,中國所有建設被迫停頓,蔣介石先生領導一個貧窮落後、 停頓在中世紀的國家,奮起與世界一流軍事強權對抗,國軍以血肉之軀抵擋飛機大砲。當時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比日軍相差太遠,日本人誇口三月亡華,結果日本人打上海就打了三個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德國顧問訓練的三十個師全部開上戰場,一仗下來折損一半。結果至今還有人昧著良心說蔣介石不抗日,但是從太多的檔案、資料顯示,我們發現,不抗日的是地方軍閥跟共產黨。

彭德懷在一九四○年率部在山西武鄉縣與日軍打了一場勝仗,共軍犧牲很大,史稱百團大戰。

對於這場振奮人心的勝利,毛澤東對彭非但無一語之獎勵,反而訓斥彭一頓:「我們有多少老本,禁得起你這樣消耗。」從此共軍專註壯大自己,對日軍只有零星戰鬥,再也沒有跟日本人打過硬仗,國軍不但要面對日本,又要分兵防共,抗戰打得那麼辛苦,與共軍「不抗日」有絕對的關係,假如共軍認真抗日,不扯國軍後腿,抗日戰爭絕對要讓日本付出十倍以上的代價,而國軍與共軍兄弟鬩牆的結果,便宜了日本軍閥。

抗日戰爭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奮戰八年之久,屢敗而不屈服。日本人偷襲珍珠港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人打菲律賓、香港、新加坡,入侵中南半島,英、美武器如此精良,結果不是一戰而潰,就是不戰而降,在戰場上的表現遠不如中國軍隊。

抗戰勝利,中國民窮財盡、家園殘破、百廢待興,中央首先面臨的是經濟問題,要復原、要建設,非錢莫辦,而那時國家養了將近五百萬軍隊,戰爭結束了,沒有必要養那麼多軍隊,國家財政也無力養那麼多軍隊。於是中央財政部門與軍系單位多次討價還價結果,決定裁軍。但是共產黨非但不裁軍,反而擴充軍隊,伺機全面叛亂,裁軍之議被迫停止,但軍隊已無鬥志。

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整頓金融失敗,金元券狂貶,中華民國在大陸的命運已經無法挽救。共產主義像濾過性病毒,理論非常動聽,人類沒有經過實驗,誰都不知道共產主義是否行得通,中國在貧病交加的情況之下,對共產主義沒有免疫能力,國共內戰是主義之爭、是路線之爭,誰都是為了中國的救亡圖存,但是主義變成意識型態、變成宗教信仰,那就勢不兩立了。

大陸淪陷非戰之罪也,更不是蔣先生一個人的責任,後來歷史的發展,台灣的經濟奇蹟、大陸的改革開放,都印證了蔣介石先生的見識高遠。國府退守台灣,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大撤退,國府帶來了幾乎全部的國庫黃金、外匯,帶來那麼多故宮國寶,帶來了一流學者,也帶來了許多大學生、中學生。

從撤退的規划到撤退的經過,可用驚心動魄來形容,大撤退並非敗逃,而是為了保存中國文化的根苗、是為了繼續反對共產主義。大撤退可以看出蔣介石先生慘敗之後的勇氣跟志氣,軍事的慘敗,完全沒有喪失他對建國、救國主張的信念,也沒有動搖他反共的決心,這種堅毅的性格、鋼鐵般的意志,在歷史人物中並不多見,那麼多外省人也毫不猶豫地追隨蔣介石渡海來台,他以無比的勇氣保住了台灣、建設了台灣,讓台灣的生存發展也對彼岸的大陸做了最好的示範。

以上是蔣介石先生一生奮鬥的過程,當然人非聖賢,蔣有帝王思想, 蔣對民主、法治認識不夠,蔣有他時代的侷限性,但是蔣一生努力為中國之獨立強大而奮鬥不懈,堅持民主政治、反共抗日等等,在大方向上,蔣﹁功大於過﹂是無庸置疑的,也是近代史家的公論。

至於蔣介石先生的歷史評價,那是學術問題,學術是不講情面的,學

術是有客觀是非的。蔣的評價,過去國民黨的文宣固不可信,今日民進黨的文宣更不可信。最正確的方法是多看可信資料,尤其是原始資料,自己做判斷,我甚至不勸你相信我的看法,但是我要指出一些民進黨御用學者污衊蔣介石先生的言論,供你參考。

民進黨說蔣介石是暴君、是劊子手,錯!蔣生長在一家國家分裂的時代,武力統一是唯一的一條路。在武力統一的過程中,蔣多次被自己的婦人之仁所誤,尤其對軍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 雖然他們有多次背叛紀錄,蔣卻一再原諒他們,因為殘暴並非蔣的缺點,在統一、抗日、反共的過程,「殺人」是必要之惡。

民進黨說蔣介石在「二二八」中殺了二萬八千個台灣人,錯!這完全是胡扯,我們的研究結果,「二二八基金會」到今天只付死亡賠償六百多人、失蹤一百多人,共八百多人;而八百多人也有灌水,如澎湖根本沒有動亂,卻也有五人領到賠償,領到賠償者有的是強盜罪、殺人罪,甚至強姦罪。外省人也死了幾百人,受傷一千多人,但是沒有一個人領到賠償,這是哪一國的正義。

實際上,二二八發生後,台灣人瘋狂打殺外省人、瘋狂攻擊政府機構,打、砸、搶所有機關學校,包括育幼院在內。警察的槍被搶光了,警察不是跑了,就是參加動亂去了,台灣實際上已經淪陷,蔣「及時」派兵,並三令五申不準報復,減少了死亡,台灣快速恢復秩序。二二八問題,蔣無絲毫過錯,二二八打殺外省人者有許多是日本皇民分子、退伍日軍,二二八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中日戰爭的延續,民進黨的說法全部都是胡扯,完全是造謠、栽贓。

民進黨說白色恐怖,蔣介石殺了幾萬個台灣人,錯!白色恐怖的歷史背景是大陸淪陷,國民黨希望保住台灣這片凈土。蔣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發電報即諭示陳儀,台灣不允許有任何共黨存在,不希望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白色恐怖的目的是為了反共、為了防共,當然在手段上有不合法之處、有過激之處,有冤案、有假案,但是防共的目的達到了,台灣始終沒有共黨活動,這正是防共之功。

至於白色恐怖的受害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外省人,因為當年本省人搞共產主義者少,從紀錄來看,受害者幾乎都是外省人,兩蔣從來就沒有把台獨放在眼裡,台獨當年也是溫和的異議分子,沒有太多過激的行動。今天民進黨把白色恐怖宣傳成蔣殺本省人,是自己往臉上貼金的說法,完全是胡扯;更可惡的是對白色恐怖的原因、時代背景故意一字不提,好像兩蔣跟本省人有仇似的,兩蔣會無緣無故殺台灣人開心嗎?

民進黨甚至捏造歷史說蔣介石貪財,學術騙子李筱峰還公然在書中扯謊,說蔣在廣東徵收鴉片煙稅,大陸撤退污了一千兩黃金、宋美齡偷人等等,經過史學家查證全是謊言;蔣一生不愛錢、不聚私產,一生痛恨貪污,更痛恨吸食鴉片,而大批學術騙子竟敢棄檔案證據於不顧,造謠撒謊。以鴉片為例,北伐統一後,民國十七年成立禁煙委員會,雷厲風行實行禁煙,頒布各種法令禁絕煙害;民國二十四年頒布《禁煙法》時,特設禁煙總監,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兼任。禁煙漸有成效之時,抗日戰爭開始,日本人在淪陷區由官方種煙賣煙,當時還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是由官方公開販售鴉片,而日本人吸食者判絞刑,販賣者砍頭。蔣介石在廣東徵鴉片煙稅,完全是子虛烏有。

說到這裡,友柏老弟一定會問,假如民進黨的御用學者如此顛倒黑白、捏造歷史,但是學術界怎麼不講話呢?國民黨為什麼不講話呢?好問題,這正是這些年來國民黨失掉政權的最大原因,今天的國民黨已經失掉黨格、黨魂,已經失掉一個知識分子在歷史、文化上的責任感,失掉堅持大是大非的道德勇氣,跟民進黨學的只會炒短線、騙選票,整天巴結無知選民,只在乎民調而不敢堅持原則。以二二八為例,學術界早就發覺民進黨捏造二二八歷史、製造族群仇恨,而學術界在中央研究院黃彰健院士、朱浤源教授的領導下,做了一系列的二二八研究,澄清了很多疑案,但是馬英九向二二八被害家屬一道歉,家屬一哭二鬧, 我們的努力白費了。

台灣已進入一個集體撒謊的年代,民進黨的偽學者可以昧著良心配合政府說謊,政府用公帑、用權力編造歷史,醜化先賢、醜化外省人、醜化中國文化,而國民黨的鄉愿、姑息、懦弱等於默認,也成了幫凶。

蔣介石去世已經三十三年了,一切人世間的恩怨都已過去,蔣的功過應該聽聽學術界的說法:

黃仁宇、唐德剛兩位教授認為蔣憑個人威望,領導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對抗日本侵略者八年之久,屢敗屢戰,取得最後勝利,僅此一端,蔣的歷史地位已無人可以撼動,因為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英雄都是悲劇英雄,蔣是唯一抵抗異族、取得勝利的民族英雄。

蔣介石在西方世界的評價,在二次大戰結束後跌到谷底,原因是西方學者被中共所騙,認為毛澤東是土地改革者、是勞苦大眾的救星;另一重要原因是蔣在抗日期間為了政府立場、為了民族尊嚴,撤換了美國派來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因此得罪了美國朝野。但是由於中共後來露出了真面目,文革以後,蔣在西方世界聲望日升,到了天安門事件以後,連一向反蔣的美國漢學權威費正清都承認蔣對中國現代化的貢獻,也承認自己對共產主義、對毛澤東判斷有誤。

至於友柏老弟你也覺得蔣介石對不起台灣人,我想你是受了民進黨言論的影響。蔣一生堅持抗日反共、堅持民主政治,大方向上都沒錯,而大陸棄守,蔣以堅強的意志、無比的勇氣保住了了台澎金馬,傾全中國的財力、人力建設台灣,使台灣享受到有史以來,最富裕、最安定的時代。二二八大屠殺,根本是謊言,蔣也毫無責任;白色恐怖目的在防共,受害者大多數是外省人;二二八以後,蔣即指示重用台灣本土菁英,政治本土化是從蔣介石開始的,從此本土化都變成國策, 而在蔣經國任內完成;目前民進黨叫喊的本土化是不存在的偽議題, 蔣介石一點都沒有對不起本省人。

史丹佛大學胡佛中心《蔣介石日記》的公開是學術界的大事,全世界的學者都去閱覽,

蔣寫日記持續五十五年之久,未曾有一日間斷,

此種毅力令學者都佩服不已。蔣的日記有大量自責、自勉的記載,蔣非但在學術上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識,同時在品德上、人格上,也一直以聖賢的標準要求自己。

蔣的日記震驚了學術界,也澄清了許多歷史疑問,當年大批的追隨者無論基於英雄崇拜、無論基於愛國情懷、無論救國路線,蔣介石代表了一群仁人志士,企圖挽救苦難的中國免於淪亡,這種努力,以及許多偉大的成就,絕不是一小撮學術騙子與學術打手可以改變、可以否定的。

蔣介石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民族英雄,是文武兼資的政治家,我們都應該以蔣介石為榮,我們更應該慶幸在中國瀕臨滅亡的時代,出現了那麼一位出類拔萃的人物,否則中國的苦難要更多一些。

至於友柏老弟你對民進黨及陳水扁的批評,可以看出你看了不少民進黨的文宣,你已有中毒現象。民主只是一種政治制度,民主是追求繁榮、進步、公平的手段,民主不是終極目標;古代也有不少偉大的君王創造了輝煌的文明,給百姓帶來安定、幸福,但是君王政治靠不住,常常人亡政息,

所以我們選擇民主,因為民主應該給我們老百姓帶來更公平、更富裕的生活。

民主化的結果,經濟倒退、文化倒退,那麼這種民主一定是假民主, 而且民主只是價值體系的一部分,民主不可以推翻許多人類傳承了幾千年的普世價值,如公平、誠信、清廉、仁慈等等,陳水扁即便對民主有貢獻,也不可以貪污,貪污就是犯罪,就應該受到國法制裁,就應該被全民唾棄。至於陳水扁在民主史上的地位,友柏老弟也高估他了,文化的進程,就好像汽車的啟動,零到一百公里是最難的,經國先生把車子交給李登輝的時候,車速已經在一百公里以上了,李登輝時代的車速還有些許增加,而陳水扁時代的車速則不進反退。

老國民黨的許多惡劣手段,陳水扁非但不革除,反而發揚光大,只是運用得更有技巧而已,陳水扁在歷史上會留名,卻一定是臭名、罵名。

友柏老弟,我很痛苦地寫這封信給你,你可以不相信我的話,但是千萬不要相信民進黨及學術騙子們所說的話,多看書、多思考,最後祝你們全家安好。



武之彰-105-8-4

2024年10月31日星期四

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

 


 竖起旗子!明确方向!

终结党国!重建民国!

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
傅申奇 2001-10-10

编者按:这是作者2001年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时写的,十七年过去了,时间车轮似乎缓慢了一点,但无疑是朝着笔者期望的方向前行!其中基本的论断仍然可以成为民国宪政派朋友的参考。“我们是新世纪的喜鹊,我们要向中国人传递喜悦的信息:新世纪的中国将是党权衰落,民权兴起的世纪。”
《通讯》编者:欣华              20181021

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中华民国创建九十周年之际,我们情不自禁地缅怀中国的民运之父,民主中国之国父孙中山先生,自然而然的想到孙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也就是引导中国结束皇权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思想,三民主义。这就引出了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
当所有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风尘中被渐渐淡忘的时候,当曾经被人们当作神敬拜的毛泽东被全体中国人唾弃和遗忘的时候,只有孙中山先生被热爱民主、自由;追求民族振兴的中国人牢牢记在心里,只有孙中山先生的光辉形象能够在两岸三地同时屹立,只有孙中山先生被全世界的华人异口同声地称为世纪伟人。甚至不少远离政治、厌恶政治的人也认为在政治家中只有孙中山是高尚的。
当马列主义在中国声名狼藉,被中国人民憎恨的时候,当各种旧学说、新思潮都被知识分子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或被人们当作饭后茶余的佐料的时候,为中国前途与命运而奋斗的中国人通过执著的探索和痛苦的反思后却发现:三民主义历经百年的沧桑依旧发出夺目的光芒,照亮中国人前行的脚步。
假如我向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提一个问题说:哪一位中国近代的历史人物,哪一种中国近代的思想理论将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百分子九十以上的人会给我同一个答案:那就是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先生不是神,是有缺陷的人,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象他那样提出了如此富有概括力、如此有远见的学说。他顺应世界潮流,从中国自身的实际出发,从民族、政治、社会、历史、伦理各个层面提出他的三民主义,不知激荡了多少青年的热血。
什么是三民主义呢?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先生洞察中外历史,吸取中西思想之精华,对错综复杂的中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孙中山先生自己曾简单的慨括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三民主义就是救中国出君主专制的主义;就是救中国出次殖民地的主义;就是救中国出贫穷、落后、愚昧的主义。
三民主义有三大部分,那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要旨是:对内以几千年各民族融合、同化的历史事实为基础,彻底抛弃汉民族沙文主义,在尊重各少数民族自决权的前提下,继续实行民族融合与同化,和各少数民族一起缔造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就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对外则抗强权,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广施博爱,“济弱扶倾”以达世界大同合一的目标。
所谓民权主义就是政治主权归于全体人民的主义,就是“让四万万人民做皇帝”的主义。民权主义的目标要以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的落实和对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大政府权的限制和完善才能完成。
所谓民生主义就是要解决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诸种问题的主义,就是要让各项利益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主义。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都是民生主义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民生主义要达到“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目的。欲达此目的要借助“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和种种实业计划。
简单说来,三民主义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的主义。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六个字。
有人说:三民主义一百岁了,太老了,已经过时了,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供人欣赏。
我们要回答说:不!对于许多东西岁月并不能减损它们的价值,例如:葡萄酒越陈的越好,古董是越旧的越好。而人类的思想更具有这种特质,人们常常说“月亮底下无新事”,这句话用于人类的思想和智慧最为贴切。谁会不知道: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孔子、老子、韩非子等古代思想家的智慧和思想,是绝大多数当代人所无法攀比的?谁会不承认:唐诗、宋词,就是格律诗词无法超越的顶峰?《圣经》、卢梭的《民约论》、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都是比孙文学说陈旧得多的思想和学说,然而它们至今还是当代民主、先进国家立国的智慧、精神和思想。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吗?
有人说:三民主义是台湾国民党的招牌和意识形态,在台湾还能起点作用,对大陆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回答说:不!孙文是中国的骄傲,是中国人的楷模,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象征。孙文学说是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是不崇洋媚外的独立思考精神的典范,是中国人的国魂。三民主义属于全中国人民,它不仅有助于台湾的振兴,更是解决全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
今日的中国,民族危机深重,西藏、新疆的分离活动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共产党与民族主义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用“霸道”的办法压迫各少数民族,使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同化过程发生障碍,使民族分裂的威胁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
今日的中国,党权坐大,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残暴统治压迫着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陆所有民众。共产党用民主、自由的口号欺骗了中国人民;用假民主复辟了专制制度;用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扼杀了人民的主权;用党权代替了君权,中断了孙中山先生开始的民权建设,人民的民权不是徒具虚名,就是被彻底剥夺。由于大陆的可悲现实,台湾渐行渐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分裂倾向日益加强,使国家分裂的危险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
今日的中国,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等各类民生问题积重难返,危机四伏。在共产党统治的前三十年,共产党创造性地把苏联那一套政经合一的制度强加给中国,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当作实验品。犯下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罪行。后二十年,共产党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情况下,被迫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一点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却使各类深层次的民生问题日益严重。创造了拜金主义、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生态破坏、工人失业的历史记录。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共产党只有所谓的党性,而没有人性,只有一党的统治利益而没有民生的观念。
可见,实行民族主义以解除民族危机;实行民权主义以确立人民主权;实行民生主义以解决民生问题,实在是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而其中实行民权主义确立人民主权是解除民族危机,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全体中国人而言,二十世纪是国民革命兴起而又遭遇挫折和失败的历史,也是共产主义革命兴起、失败和苟延残喘的历史。二十世纪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搏斗的世纪。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敢说,上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孙中山是正确的,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残害中国人民的主义。事实上,共产党自己也抛弃了马列主义,只是还在利用马列主义作为幌子以证明自己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已,共产党实际上已经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所以,关于三民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我们要确定地回答说:三民主义没有过时,三民主义是当代中国结束中共一党专政的思想武器;是当代中国的立国精神之所在;是当代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坚固磐石。这就是结论!当然,三民主义不是封闭、僵化的思想体系,我们在继承、弘扬三民主义的时候,必须面对今天的现实发展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是正确的。
一九一五年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从广东一隅开始,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最后北伐胜利。
今天,中共虽然还窃据中国大陆,但民心已失,其处境比起当年的北洋军阀确实也已经好不到哪里去。邓小平的六四大屠杀与段祺瑞的三一八惨案相比,更是人神共愤。大势所趋,今天人民纷纷在谈论经济、文化和政治第二次北伐。中共一党专政制度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一党专政的结束并不直接等于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复兴,有待于三民主义的复兴和国民革命的最终胜利。
的确非常可惜,今天的台湾政府顶着中华民国的国号,却要背离整个中国;台湾的国民党继续挂着中国国民党的招牌,却推卸对整个中国应尽的义务,不敢理直气壮地弘扬三民主义,不敢向共产党的专制暴政挑战。台湾不是国民革命的基地。
然而,三民主义的种子还留在中国人的心里,国民革命的火星还没有灭绝。大陆和流亡海外的学者和民主战士,在痛苦的历史反思中,重新找到了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和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开始在死灰中复燃。《谁是新中国?》一书的出版就是中国人民历史反思的重要成果,而《黄花岗》杂志的问世,就是三民主义开始复兴的证据!就是新的国民革命即将兴起的信号!
当有人说:“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时候,我们要明确地回答:不!一千个不!这是对中华民国的阉割,这是对中共的投降,真正的中华民国一定是在全中国。
孙中山先生认为君权时代之后就是民权时代。他过于乐观了,他没有料到中国和许多国家在君权时代和民权时代之间还有一段党权时代和军权时代的插曲。但孙中山的预言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他说:“将来无论是怎样挫折,怎样失败,民权在世界上,总是可以维持长久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乃须努力!”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这仍然是深沉的历史召唤。让我们杨起三民主义的风帆,鼓起国民革命新的大潮,走孙中山民主建国的道路,确立华侨是革命之母的观念,地不分港、澳、台、大陆、世界各国,人不分藏蒙回满苗汉、流亡者、留学生、新老移民,形成国民革命的大阵营。
                                                     《重建中华民国》王炳章
国民革命的思想武器是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力量源泉是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我们相信:思想的力量大于暴政的力量!爱的力量大于恨的力量!
国民革命的方式是多样化的,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和灰色的都有其价值,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在今天,条条道路都通向民主共和国。
我们是新世纪的喜鹊,我们要向中国人传递喜悦的信息:新世纪的中国将是党权衰落,民权兴起的世纪。
我们深信:既然三民主义复苏的星火已经点燃,那么国民革命大火燎原的日子就不远了!
驱除马列、还我孙文、再造民国、振兴中华!
               大陆新移民学子周小棠参加纽约皇后区107双十国庆,表示不参加“十一国庆”

2024年10月29日星期二

《世紀末感言》

 

《世紀末感言》 傅申奇 2000-12-19


我們即將踏上二十一世紀的門檻,在新舊世紀交接的時刻,每一個關心人類命運的人都會有許多感觸,我也不例外。

在十九世紀末,孫中山領導的惠州起義已經敲響了中國最後壹個專制皇朝,也就是滿清皇朝的喪鐘。希望振興中華的中國人,上下求索,尋找中國強盛發達之路。孫中山先生就在世紀末創造了中國人自己的主義,三民主義,這個主義是中國人創造的中國人解決中國問題的主義,由於三民主義的傳播同盟會興起,由於同盟會的奮鬥,誕生了亞洲第壹個民主共和國,即中華民國。

可惜,中華民國多災多難,先有袁世凱稱帝,後又有張勛復辟,接著又有北洋軍閥的混戰。孫中山不得不發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革命。可是,當孫中山離開世界的時候,他很痛心地留下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乃須努力!”

由於北伐的勝利,民主制度在全國建立已有可能,然而緊接著的內亂和外患打碎了中國人的民主夢。這個內亂就是共產黨在中國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這個外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共產主義革命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國情,孫中山在《孫越宣言》第壹條裏明確無誤地宣告:“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宣言中也明確說:“對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然而,蘇聯背信棄義,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在蘇聯的支持下,在日本侵略造成的歷史條件下,得以茍延殘喘,並且用暴力推翻了中華民國,在馬列主義的旗幟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共一直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之為新中國,可是這個所謂的新中國實際上是中共壹黨專政的現代專制制度,在毛澤東時代,這個專制制度創造了登峰造極的人間悲劇。我以為,中共不是推翻了專制皇朝,而是推翻了孫中山締造的亞洲第一個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復辟了專制主義,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贊成辛灝年教授在《誰是新中國?》一書中所得出的結論:中華民國才是新中國。

可以說,對中國人而言,二十世紀是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搏鬥的世紀。在這世紀末的時刻,我敢說,整個世紀的歷史證明孫中山的立場是正確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共產主義是一個殘害中國人民的主義。事實上,共產黨自己也拋棄了馬列主義,只是還在利用馬列主義作為幌子以證明自己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已。

我認為:孫中山創立的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是中國人的寶貝,是中國人戰勝專制主義,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武器。


孫中山的積極民族主義,即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共同造就中華民族的主義,是今天解決兩岸統壹和與少數民族磨擦問題的原則立場。

孫中山的民權主義是中國鏟除中共壹黨專政毒瘤,建立民主制度的淮則。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是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貧富懸殊問題、農民問題、工人社會保障問題、資本惡性膨脹問題的藥方。

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乃須努力!”這是孫中山先生臨終留下的遺囑,對我們有誌於把中國推向文明、繁榮、富強的人們來說,這仍然是深沈的歷史召喚。


在這世紀末的時刻,我要喊出這樣的口號:驅逐馬列,還我孫文,再造共和,振興中華!並且強烈呼吁:不願做專制制度奴隸,要做國家主人的中國公民團結起來,行動起來!繼承孫中山的遺誌,完成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中國民主事業!迎來中國嶄新的二十一世紀!

2018年7月12日星期四

第六章 我的父亲

第六章

我的父亲

上海老城墙内有城隍庙,这是全国著名的。但此外还有几个寺庙曾经也是香火旺盛,名震遐迩的,有复兴路的关帝庙,青莲街的青莲寺,沉香阁路的沉香阁等等,还有和城隍庙在同一条方浜路上的广福寺。这广福寺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947年)从左到右有三庙。存有明代重建的大殿和殿内的泥塑如来、燃灯佛像。经历代增修,规模日增,鼎盛时占地13亩,南起方浜,北至露香园路一带都是它的福地。到了明代,广福寺建筑高大雄伟,山门的横匾上书“沪城第一山”,寺内供奉如来佛、文珠、普贤、观世音和十八罗汉等,两廊有十殿阎王和牛鬼蛇神。大雄宝殿里的木柱可供二人合抱,可见它的规模在当时的上海来说真是数一数二的。四月初八浴佛节(释迦牟尼诞辰),这天寺庙里要拂去佛像身上的尘土,诵经礼拜。寺外有盛大庙会,百货毕集。其实广福寺是真了不得的古寺庙。现在留存的很多号称古寺庙的,要找依据却很困难,就是龙华塔真正的记载“是北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建筑的遗迹”,可见广福寺的历史地位不亚于龙华寺,而且它的位置更好,在城里。
可惜的是它的运气没有龙华寺好。明嘉靖三十五年,倭寇多次犯境,军需无着,经官绅商议,欲将广福寺出售应急。这事给潘恩(定公)知晓;堂堂“沪城第一山”怎能被毁!
潘恩是豫园的主人,为官数十年,历至巡抚、尚书。潘恩此时正在河南任巡抚,急令其子带了俸金,代偿庙宇的价值,总算逃过一劫。过不多久,军饷还是不够,又议卖寺院了,好在潘恩已是上海富豪,有潘半城之称,照旧代偿,最后总算把广福寺保了下来。
潘恩于万历十年去世,享年87岁,万历皇帝赐溢号恭定,地方人士为了纪念其功绩,便在寺内建潘恭定公祠,墙上有潘公的画像,这些都在《上海研究资料》和清《同治上海县志》有记载。
也因此,1959年广福寺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然而在十年浩劫之中,大殿被彻底拆除,佛像被毁,造起了派出所大楼和公房,广福寺就此宣告结束。广福寺被毁了,当然没有照片,但是有图,上面记有广福寺的历史,太珍贵了!

清代广福寺外景图

未建城墙时上海地图

 
 

同治地图
 

 



 
 据记载,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门外挖了二口义井,上面建了井亭,供百姓饮用(这也记在《同治上海县志》上)。现在广福寺没有了,二口井应该还有啊!在那里?珍宝馆旁有一个藏宝楼,据说在建这幢楼时,西侧发现了一口义井,井圈尚好,井里还有水,很清澈,没有办法,只好已加以覆盖,埋在地下,记在这里。但按位置看应该不是广福寺的正门,也许不是那二口义井。


现在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寺院前的一条小路,这条南北向的小路,却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因广福寺得名叫广福寺弄,到了(1963年)被命名为广福街。如今又被叫作广福弄了,
并且它的一半已经被扩建的马路给吃掉了,为了给它留一个尊容,砌了一道墙,保住了另一半,就在这墙后面,拉不进一辆黄鱼车的夹弄里,就是今天的广福弄。






如果墙一去掉,另一半将成为街面房子。弄牌就竖在河南路上,看不懂的人以为放错了路牌,这不是方浜路河南路口的牌楼吗?



而我却于195477日,出生在这个广福寺第一庙大殿靠后墙隔开的右边一间小屋里,那是我第一个家。
我的父亲叫傅景林,字金茂。1925107日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傅家汊,是祖母自己在家里接生的。

母亲叫涂郁香,193519日出生在江西丰城县。
父亲的家乡黄马乡据说是因为当年黄巢在此屯兵牧马而得名。黄马乡是丘陵地区,位于抚河分叉为两江的走廊,明显的枯水期和涨水期,在“两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湿地环境,盱江和箭江,分别长24.6公里和23.8公里,最宽处1236米,最窄处268米,总水面近万亩;水质优良,主产鲤鱼、鲫鱼、鲶鱼、草鱼、鲳鱼、龙虾、泥鳅、

黄鳝、田螺等;水生植物丰富,主产莲藕、蒿笋、菱角、贝类等;内有绵延10余里的野生荷花和万米沙滩,蔚为壮观。白虎岭绵延其间,可谓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盛产荸荠,花生,茶叶,甘蔗,水果,蔬菜。白虎岭区域,湖在山中,湖中有山,湖光山色,相映成趣,四季常青,环境优美,境内山峦叠障,森林覆盖率达45%,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17.50C,有很长的无霜期。
傅家汊那时有百多户人家,村人种水稻为主,旱地种棉花、芝麻、甘蔗、小麦等。虽谈不上有什么迷人的田园风光,但紧靠抚河,周边树木葱茏,花草四野,也算是风光怡人。村庄西边有一片栎树林,秋天可以打果子做糕吃。田埂外有一片草地,可以放牛。
祖父傅良全,祖母姓王名冬女,人们常叫她冬德。兄弟姐妹六人,大姐两兄在上,下有一弟一妹。父亲从小就循规蹈矩,性情温和,没有调皮捣蛋的劣迹,不算敏捷但聪明,深得父母宠爱。祖母曾回忆说:父亲小时候很秀气白净,戴只草帽坐在门口小凳上,人见人爱。甚至还会模仿看相人嘴巴一撇的样子,有人就逗他玩,做看相人,他就一本正经地撇嘴,常引得村人笑得前倾后仰。应该说他是在众人的欢喜中长大的。父亲回忆说:“人都有一段无知无觉期,我来到人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开始识得饥饿、冷暖、哭笑的。最初的记忆有这些:有次在日光下,太阳很猛烈地晒在头上,大汗淋淋,头上似乎生了疖子,妈妈来了,连忙把我抱进家里,开始觉得妈妈真亲,大概就是从那刻起,认得娘了。又一次饭煮好了,妈妈将饭盛入木桶内,将锅巴上的一层热饭放些盐花,用锅铲压压后,捏成饭团送到我手中,当时我坐在长园形木桶里吃着,好香,好香…那种滋味,索绕在心,今生难忘。一直到她去世,我没有给她食物反哺,总觉得亏欠,终身遗憾。”

祖母喜欢,祖父也宠爱。祖父勤俭持家,勤俭到了吝啬的地步,一分钱都不舍得用,束腰都用稻草绳。用一句夸张的话说,摔倒在地都要抓一把烂泥的。祖父绰号“阎王”对其他人总是凶巴巴的没好脸色,对父亲却非常慈爱,每每在晚上故意问父亲吃饱了没有,父亲说“吃饱了”,他就要父亲张大口装作向喉咙深处张望,然后说:“没吃饱”,就拿出早预备好的零食,如盐炒豆、花生米等等给父亲吃。特别令父亲开心的是,过年有灯会,祖父会叫人带他去白城章家做客,住上几夜,那里有很多点心,有的是从没吃过的。
那年头教育还很落后,读书人寥寥无几。勤俭过了头的祖父不知怎么就生出一根筋,认了个死理:家里一定要出一个读书人。再加上祖母的宠爱,父亲就成了读书识字的幸运儿。为了让父亲能持续上学,祖母把视如至宝的结婚耳环卖给了银楼。
说起来,命运真是很奇妙,如果没有祖父那一念之差,父亲基本上就是背向蓝天脸朝土,一辈子窝在傅家汊,务农终老。而我们子女也生于斯,长与斯,或许也曾离乡外出打工,待年老体衰又回老家了。每念及于此,我们这一辈的兄妹四人,不能不由衷的感谢祖父的那一根筋。源于这根筋,父亲走进大上海,而我们兄弟两家都到了美国。
 
19342月春节后,父亲九岁,开始上私塾。上学那天,家中搬去一只读书专用桌子,桌面很宽大,有一只方形抽屉,可以藏很多东西。大伯为他买了本《三字经》和笔墨纸砚。学堂设在村里洪生家新屋大厅中。先生是村中知名乡绅傅良五,他的文化在村中最高。开课前欢欢喜喜,每人吃了一碗一金针细面,大桌上书一放,小凳上一坐,先生前头一站,拜过孔夫子和先生后,父亲就开始做学生了。开始是描红字,在红色的字上描黑色的笔划,内容是: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末尾是:学生傅金茂。起先不知怎样识字,老师在描红纸反面写了四个书中读过的字却不认得,有一个“常”字,找来找去找不到,傅冬根等学兄帮他到书上找,找到后才认起来,慢慢地认得记牢了。一年里学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贤文》上了一半,便放寒假了。在上学之后和放寒暑假之前,家里都要请老师吃三天饭,约定成俗,是不算规矩的规矩。读私塾一年用了家里不少的钱,当时懵懵懂懂,全没想过。第一年很有长进,父亲的汉语基础是在这一年扎下的,如第二年、第三年可以延续的话,肯定会有长足的进步。可是正在他打算继续上私塾时,国家要办保国民学校,取消私塾统统改为国民学校了。学校是一伙男女孩子,在一个大教室内上课,不编班级,不分课程,不分程度高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从1935年读到1938年,长进不大。之后到南昌县中心小学插班,又考入私立桂桥小学。其间休学回家务农两年,直到43年才小学毕业。考入江西省立南昌师范简师部,其间加入了三青团。这并非因为他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是随大流而已。47年毕业后回村在保国民校任教半年。


19482月父亲作了一个重要决定,改变了我们这一代生活的世界和人生轨迹。他跟着村里的空军军官傅球到了上海。由傅球介绍到空军供应总处当机械兵,在当时的龙华机场当差。父亲觉得自己有文化,想靠自己的能力发展,于同年9月考入了上海警察学校第十四期,经过军训和行政学习六个月之后,在495月分配到上海邑庙分局。刚到分局没几天,共产党进了上海,父亲作为留用人员继续呆在邑庙分局,后改为南市区分局。
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在此期间始终是忧忧寡欢。父亲怎么也想不通,有了解不开的心结:土改怎么会把家里定为地主成份!
据说我的曾祖父小时候曾讨过饭,身体孱弱多病,后来靠做手工裁缝为生,只留下三亩二分田和一块旱地。曾祖父死后祖父的三兄弟齐心合力,逐渐将家庭搞得兴旺起来,买田置房,终于有了点家财。不过到45年,归祖父名下也只有田地三十亩,一栋要靠斜木支撑的旧房。
19457月,日寇还没有投降,驻扎在南昌市的日军,经常全副武装到农村掠夺财物,杀猪抢牛。农历77日,一队日军进了村里,村口有流动岗哨。祖父不知道,仍在田间一门心思的拔草,一起一伏,被流动岗哨看到,不问青红皂白一阵猛射,祖父被一粒子弹穿身而过,从左臂肩部外侧飞出,当场死亡,死时只穿一条短裤。等父亲等人到现场,口还张着,父亲用双手将他的口捂住,全家悲伤欲绝。说起来我们一家与日本侵略者还真是有国仇家恨!
早些年,祖父家是一个大家庭,老两口,四个儿子,两个儿媳,一个养女(那时有收养女做童养媳的习俗,我母亲就是父亲家的童养媳),以及大儿子的两个女儿,十几口人,三十亩地仅能糊口。大伯患病过世、祖父被日本兵打死,村里赌风很重,二伯嗜赌成性,卖了三次壮丁,最后逃回来也在49年生病死亡,两个媳妇改嫁离开,父亲远去上海。在1951年土改时,家里只剩下祖母,叔叔和我母亲三人,不得已请了一位长工。并出租部分土地。
即便如此,当时也只是评为富农,在清查确定之前,几户富有一点的人家,许多财物被土改工作队扣押,如果评为地主,按《土改法》第二条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没评为地主就归还。评定结束后,祖母家是富农,财物要归还,可以却少了很多,没法交代了。工作队队长一锤定音:就评为地主吧!就把土地、农具、甚至“其他财物”都没收了。
这位队长不仅没有按当时的政策办事,反而是法外加害,原因何在?因为他与祖母虽说没仇,但是有恨,不过这不是什么阶级恨。原来,我父亲有两位舅母,一位关系较好走动很多,一位关系疏远,交往很少,而这位队长就是那位很少交往的舅母的儿子。但人性邪恶的一面使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接着在这位队长安排之下,借口斗地主,在严寒的冬天把祖母捆绑起来斗,打、吊、冻、剥光衣服、灌石灰水。饱受凌辱、折磨的祖母最后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祖母是曾祖母奶养大的童养媳,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从小没受过教育,在傅家汊长大,终生没离开过生长的地方。平时总不声不响,但非常能干,勤劳,心地善良,常背着吝啬的祖父,救济缺衣少吃的村里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良善的家庭妇女,在土改被当做万恶的地主毒斗致死。这固然是队长的作恶,但更是这个政权的罪恶。这样的悲剧并非特例,现在人们都知道,所有的共产政权一开始都喧嚣要创造一个新世界,要造就新的人类,因此对所谓旧时代的代表性人群大肆迫害和杀戮。苏共开了历史先河,中共紧紧跟上,而后来居上的红色高棉更是创下了屠杀四分之一人口的记录。
当年土改时毛泽东坚决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要发动农民与所谓的“地主”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取土地。
1947924日,刘少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全国土地会议,会议刚刚结束,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就根据会议精神,发表《告农民书》,其中写道:
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耕牛、农具,以及其他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不管他是甚么样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根据南京大学学者刘握宇的研究,苏北土改非常残酷恐怖。他说,对地主斗争的方式主要有“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
实际上苏北土改并不算最残酷恐怖的。
据《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老区土地改革运动”篇称,据1948622日统计,兴县8个区域290个村,打死地主380人,富农382人,自杀的地主255人,富农285人,被斗争扫地出门后冻饿而死的63人。光山西的一个县就这样,整个解放区又打死饿死自杀了多少地主富农,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其他地方杀地主的手段有:剥皮、砍头、活埋、石头砸死、火烧、拖在马后、树上吊等等。斗地主的手段就更多了,把碗敲碎让地主跪在上面,很多人的两个膝盖跪烂了。另外还有十指点灯,十个指头缠上棉花,再沾上油点燃。”
据亲历土改的作家铁流回忆道:“土改中杀人像杀只鸡……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解放前有人说共产党来了要开红山(大肆杀人),谁也不相信,这回亲眼看见了。杀第一批时,我执内勤(外勤是当地农会的武装,现称民兵),那没头没脑的尸体一大遍,真叫惨不忍睹。”

亲历者侯工回忆写道:“1952年发生的事我大多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得,就是去看斗地主,地点就在侯氏宗祠门前。我亲眼看到了共产党斗争女地主的残暴与兽行。她的田地早已被没收,房屋(在村里算中上等级的房屋)也被没收了。虽然已经一贫如洗,但是仍然有人怀疑她有金饰没有交齐。参加斗争的人采取“挤牙膏”方式对她施加各种毒刑,她始终还是说没有。残暴之徒将一个黑蚁巢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脚绑紧。因为她的手被反绑着,她只能哇哇叫喊着在地上打滚。当天晚上,她因为被辱就上吊死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和副书记方方在领导土改运动时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和做法,结果广东土改受到党主席毛泽东的批评。195111月,毛泽东批评广东土改进展太慢,像“乌龟”。毛泽东将陶铸和赵紫阳调到广东主管土改工作,并且调集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参加土改工作。1952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当面批评方方犯了“土改右倾”的错误,他说道:“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
到广东新上任的陶铸废除了叶剑英制定的温和《广东土地改革实施办法》。在陶铸、赵紫阳的主持下,下达斗地主,杀地主的计划指标,提出广东“要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要数目字”,将批准杀地主的权限下放到区级,要求“绝不让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漏网”广东土改的形势随后发生重大变化,滥杀情况严重,每个乡要定出杀地主的指标计划。要求“村村见红”,每个村子至少要杀一个地主以向上级交差,全村没有够格地主就降低标准以最富裕的农民为“顶替地主”杀害交差,每县杀人数千,全省杀人数十万。当时的农村没有暴富机会,地主的家财都是祖祖辈辈的血汗积累。对于数代积累的家财一朝被暴力剥夺,外加人身凌辱,多数地主都无法承受,自杀事件大量发生。前广东省副省长杨立在《带刺的红玫瑰——古大存沉冤录》一书中透露,1953年春季广东省西部地区的土改中有1156人自杀。很多地主全家老幼绑在一起投塘自杀,池塘漂尸在土改中见多不怪。省委书记处书记古大存在东江地区调查以后报告说,乱打乱吊发展得很普遍,自杀现象很严重,追挖底财显得混乱。干部有宁左勿右思想:“打死地主100、死不了一个雇贫农,就不要紧。”。

广东是被毛泽东批评土改右倾的省,那些受毛赞赏的省更加血腥。毛泽东在1948年的指示将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人口百分之十。对于土改死亡人数,周恩来估计83万人,毛泽东估计2-3百万人。
1953年春,中共宣布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分得约七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粮食,而将暴力剥夺和残酷迫害上千万地主、富农以及中农,屠杀了两百万地主、富农和奉行温和土改的中共干部。
可见,共产政权就是灭绝人性的政权,共产革命的参与者一旦参与,是不能退出的,也不能犯错误,退出革命和犯错误,就都将堕入反革命的地狱,生不如死。而所谓的正确与错误并没有可以量度的标准,完全以最高层或最高党魁的决定为标准。
因此在土改的年代,一大批地富家庭出生的革命官员只有狠下心来残酷斗争自己出身的阶级,甚至对自己的家人大义灭亲。
例如,周恩来的堂弟媳马顺宜赴台湾后曾控诉:19451119日高邮县“陷共”(中共称为“解放”)后,马顺宜的父亲马士杰作为当地大地主受到清算,一日数次家中被搜查。次年土改5月马士杰被拉去批斗,因已81岁高龄,是女儿马顺宜代替老父上批斗会,并代父坐牢几个月,其间曾被押着游街示众,还遭到殴打。马顺宜出狱次日,十几个共干上门要押走马士杰,马家全家十三口跪地痛哭哀求,但不能免。马士杰被捆绑殴打,数度昏死过去。随后马顺宜与父亲被带走关押,两人曾陪过杀人现场。马顺宜获释后即同她的公婆程仪贞(周恩来二伯母)前往南京梅园找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拒绝援助,婆媳二人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愤怒指骂周恩来忘恩负义。
马顺宜说,她从南京回到高邮时父亲已获释回家,但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两天后即含恨辞世。马老死前遗言要女儿不要相信共产党,不要与共产党合作。
而另一位曾率领晋绥士绅参观团到延安见过毛泽东和朱德,获得毛泽东赞扬的山西著名开明士绅牛友兰也不能幸免,在中共疾风暴雨的土改运动中沦为革命的祭品,其下场比马士杰还要悲惨。其子牛荫冠(中共晋西北行政公署副主任)虽为中共要员,不但无法保护其父亲,甚至党性为大,灭绝亲情人伦,帮助土改暴徒羞辱残杀父亲。在批斗牛友兰的“斗牛大会”用铁丝在牛友兰的鼻子上穿孔,由牛荫冠亲自牵铁丝游街示众,鼻孔当场拉断,血流满面。牛友兰受此奇耻大辱,悲愤绝望,在监禁中绝食三日而死。而牛荫冠则受到表扬,说他站稳了立场,经受住了考验。建政后牛荫冠还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赵紫阳在河南滑县桑村乡的父亲赵廷宾,因儿子投靠共产党,他本人也是亲共的,算得上开明绅士,但在土改的狂风暴雨中也不能幸免,因家有良田数十亩被定为地主一样受到批斗,最后含恨去世,更讽刺的是其子赵紫阳还是直接领导当地土改的共产党大员。
这些事实显示:中共的理念和实践悖逆人性,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而我祖母的悲剧虽然悲惨,但真算不上最悲惨的。不过这一悲剧直接影响了我父亲的命运,也间接影响了我的情感、思想和立场。
当时,我父亲接到村里人的信,了解到这种悲惨的事情,简直是五雷轰顶,不敢置信。当时他还是正儿八经的公安人员,家里却遭到如此毒害,咽不下这口气。
           【前右1】
他仔细读了《土改法》,其中明确规定,地主:土地多,自己不种地,完全靠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贷生活。富农: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而祖母,还活着的叔叔以及我母亲都是劳动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富农。父亲在《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决定》(五0年八月四号通过)中还查到有关说明:“例如有人过去是富农或中农,但到解放前几年,因家中主要劳动者死亡或疾病等原因,不得不把土地全部出租或雇人耕种,因此全家过不劳动的生活。如果把这种人当地主对待,是不妥当的。”所以按当时的政策规定,应该是中农。
由此父亲成了所谓共和国的第一批访民,他写信给当地各级政府,要求调查此事,改正土改的地主成份评定(还在52年直接回乡找相关部门反映和申诉,)但是都没有结果。我们四个孩子相继降生,父亲没有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来追究这件事,但还是不断写信申诉。就在这无可奈何的情景下,当了几年交通警。
1959年,本来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父亲,又被下放到佘山的机关农场务农去了,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那其间父亲学会了用稻草编草篓子,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我们家的床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样式不同的草篓子,还不断的送给邻居。
在农场其间,在农业队一位叫陈书范的同事因为也是从南市分局来的,自然他们就相处得最友好,不幸他在农场溺水过世。然而,父亲却与他的母亲相处得极为亲近,仿佛在她那里找到了母爱。就这样在农场一晃就是四年。
19635月转业到同属公安局系统的消防处下属消防器材修配厂。转业前局领导叮咛:希望转业人员要把公安人员的优良传统带到工厂去,与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父亲把这句话听进去了,牢牢地记在心里。也许在公安局的岁月里虽然不得志,但确实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不正之风。
到了厂里,进了木匠间,做了半拉子的洋钉木匠,起先就住在厂里宿舍。有一位老实巴交的老木匠王小桃是消防处的长期临时工,借到厂里干活,也住在宿舍里。晚上闲聊时和父亲讲到老资格的地下党员黄跃年,是消防厂党支部书记高海宝的入党介绍人。黄跃年以前在消防处做管理员,大错没有,小错不断,日子过得不顺,就要高海宝把他调到修配厂。在消防处期间陆陆续续向他(王小桃)借了将近50元(当年50元是一笔大钱了),长期不还,也不打招呼。
要与不正之风作斗争的父亲就要管闲事了,因为是新来的,又不在一个组讲不上话,就和一位顾科长讲了这件事,希望他干预一下。这位科长明确表示这事管不了,也要父亲少惹麻烦,父亲不认这个邪。材料组有一位党员徐学永恰巧也住在宿舍,父亲找了这位党员讲了这个情况。这个党员在党员小组会上提了这个问题,弄得黄跃年下不来台,之后不得不把钱还了,但心里是耿耿于怀。后来打听到是我父亲捅出来的事情,就恨得咬牙切齿,结下了梁子,一心要报复。在高海宝那里挑弄是非,说我父亲出身地主家庭,对党不满,借党员的小问题破坏党的形象,是反党。在下一个季度,父亲的季度奖就没有了。一气之下,父亲写信给当时的《支部生活》刊物反映情况,编辑部回信说,会和相关人员联络,相信他们会纠正错误的。然而,没有结果,父亲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拿到过奖金。
也因此父亲就继续做访民,不断写信给市公安局、党中央等部门,反映厂里的不正之风和打击报复的恶劣行为。所有信最后都转到消防处或厂里,父亲成了厂领导的眼中钉、肉中刺。
196571日,四清工作队进驻上海消防器材修配厂,父亲对他们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主动找联络员谈话,反映了厂领导包庇党员,并打击报复的事实,希望工作队调查处理,还他公平。同时也谈了家庭的情况,希望组织加以调查,让他从此放下思想包袱。没想到工作队和厂领导其实是穿一条裤子的。认为父亲一直以来要为地主家庭翻案,对党不满,抓住党员的小问题,挑拨党群关系。派出工作组成员何厚积到江西老家调查了两个多星期,何厚积处心积虑的收集材料,编造伪证,最后使工作队作出结论:傅景林出身地主家庭,不仅不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反而到处鸣冤叫屈。经查实,他本人也是漏网的地主份子,因为他在读书期间是依靠家庭的剥削收入为生的。
1966318日正式宣布给傅景林戴上地主份子帽子。上海消防器材修配厂的四清运动没有查出干部的四不清状况,却查出了二十多年一直与家乡保持联系,并且一直在公安机关工作的漏网地主份子,这也实在是滑稽透顶了。

被戴上地主份子帽子的父亲,像是被抽去了灵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1966318一一1979627日,这段时间,从我被无辜戴上‘地主’帽子开始。这13年另100天走的是死荫幽谷,因为剝夺了政治生命,是专政的对象,人人可以欺压,人人可以唾弃、侮辱。....在我被宣布为‘地主份子’的那一天,我似乎就失去了魂灵,因为家里经济困难,我总是步行回家,要走一个多小时,我走着~走着~仿佛不是自己在走,象是没有血肉的僵尸在晃荡…”
几个月后文革开始了,高海宝成了走资派被揪斗。父亲也向造反派叫屈,指控是走资派的迫害,是被冤枉的。但造反派不管这一切,反而加强了群众专政。父亲被调出了木工间,监督劳动,扫地。从此,仰望星空成了奢望,盯着地上的一坑一洼,一钉一木才是常态。本来就过度节俭父亲,逐步养成了垃圾堆里觅宝的习惯,在他眼里,一个螺丝,一个钉子,一段铁丝都是宝,都要捡起来善加利用。我们家的工具箱,钉子,螺丝及杂七杂八的东西与日俱增。厂被扔掉的沙皮被捡回来了,用烫水反复浸泡,用力反复搓洗,最后成了布。在布票不够用的年代,这些布还大大派上了用场。我们家的许多床单和被套就是这一小块一小块沙皮布缝合起来的。
父亲被批斗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在厂里斗,还拖到家门口斗。大字报贴在大门口路边,一直到饱经风雨自然消失。尽管如此,父亲始终不服,一有机会就为自己辩解,常常因此被殴打。一九六七年一月,父亲抄写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却被当作新的罪行,被罚跪、斗争,但他不服,国为他认为“既然叫改造,又不让人接触毛泽东思想,这显然是没有道理的。”造反队送他去徐汇分局,要求公安局关押,判刑。公安局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关押,判刑,父亲总算没有进监狱,还是送回厂里监督劳动改造。
为节约钱,父亲总是步行走将近一个半小时到厂里,来回就得三个多小时标准的早出晚归。小在步行回家的路上,父亲常常在原来的同事陈书范的家里停留,喝几口酒,吃他母亲做的菜,吐吐苦水,听老人家讲一些安慰的话,得片刻的平静,享受些许的轻松。在那生不如死的日子,这还真是莫大的宽慰。我们的邻居,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内科主任医生史志元老先生,人生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在那些年里,竟能不避嫌疑,常常在我们家闲坐聊天,讲许多有趣的事情,给父亲讲些舒心的话,让痛苦万分的父亲得到些许安慰。
父亲的信访仍然不断,不过是改为寄给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了,大部分信都是石沉大海,但在68年收到过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份回函,说转交相关部门处理,我们全家欣喜满溢,觉得有了指望,结果仍然是一切依旧。
直到1979年初,厂里通知父亲,按政策要摘除地主份子的帽子,父亲觉得总算熬出了头,大大松了一口气,同意摘帽,似乎也有一点感谢之意。人大约都有这样的脾性,明明是被迫害的,但当迫害人不再迫害时,还会对迫害者萌生谢意。那年,多少右派被摘帽时,感激之情是难以言表。当时,已经公开投入民主运动的我,坚决不同意,到修配厂找厂领导,要求彻底平反。厂里说无权这么做,我说那我就逐级找上去,找到能做这个决定的地方。接着我们全家五人,兄妹四人,加上母亲,到福州路消防处申诉静坐了两天,消防处负责人明确表示会考虑我们的要求,希望我们耐心等信息。
1979627日上海公安局消防处发布第一号平反文件,宣布我父亲的案子是冤案予以彻底平反,并到我们四个子女的单位传递了平反文件。至此,我父亲结束了访民生涯,才算回到了正常的生活状态。
但好景不长,因为我的入狱,我父亲再次成了访民,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