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第一次见到傅申奇，是在陈军的住处。那时的陈军住在上海四川北路群众剧院隔壁一条狭小的弄堂里。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青年朋友聚在一起，商议筹办一份刊物，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为了进行民主的启蒙”。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参加聚会的有练增明、李建民、张汝隽、林圣光、陈军、曹振华、胡永全(注1)、申奇和我。陈军的居室是二楼的亭子间，昏暗的灯光里弥漫着烟雾，八九条汉子把个斗室挤得满满的。在座的，林圣光是我中学的同窗，练增明、李建民前些日子在人民广场的演讲中结识，其余的都是第一次见面。申奇瘦黑的脸颊，略高的个儿，戴着秀琅架的眼镜，嘴角线条分明，我觉得他更象“五四”时期的清寒的大学生。我们漫谈了对民主的见解，对未来刊物的宗旨、性质、内容的意见，对中国前途的展望。我们这一拨子人，数我、圣光、增明，年龄最大，是六七届中学毕业生，那年该是二十七、八岁；其余的人，据我所知，申奇七零届，李建民、张汝隽七二届，陈军、曹振华七五届。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历经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连串的劫难，痛感国家民族灾难深重，遂立下改造社会的志向。虽然年龄各异，有着不同的成长经历，多数人还是初次谋面，却能坦诚相见，畅所欲言。
二、事后，我常常想，如果那个晚上宣布《民主之声》停刊以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真正做到偃旗息鼓，洗手不干，那么日后会不会发生申奇等人坐牢的事呢？然而，生活中永远没有“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不管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场合，公然表明你的政见与官方相左，从此，你就断送了前程，被打入了另册，生活在巨大的阴影里。即使你在高压之下，写了忏悔书，也毫无用处，你永远是异类，就好像古代犯人的黔面一样，永远也无法抹去。甚至于你的后代也要为你某一时的愤激之语，或某一点不成熟的见解承担后果。号称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执政者表现了惊人的形而上学和精神虚弱，这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创办《民主之声》的九个人，不能都说抱着极其纯粹的目的参与此事的，但可以说民主是我们共同的理念，共同的价值取向，所以甘冒更大的个人风险，执着追求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成为合乎逻辑的事。在这点上，申奇最为突出。《民主之声》停刊之后，几个月平静过去了，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事。事后，我才知道，治安单位早已掌握我们的行动，我们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比我们父兄幸运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因为上述行为受到进一步的弹压。社会毕竟在前进。天气渐渐凉了，申奇忽然上我家来。他给我带来《民主之声》第四期，他告诉我，《民主之声》停刊不久，他联系了几个朋友，又重新把刊物搞起来了。他说，已经办了两期，但在八月二十三日凌晨，市公安局突然传讯了他，搜查了他的住所，扣押了已经印刷装订完毕的二百份第三期《民主之声》和印刷工具。他介绍了全国民刊活动的情况，并颇具信心的预言，一度沉寂的民间刊物已经复苏，且有迅速发展的趋势。他诚恳地希望，我能再度参加《民主之声》的工作。我们都抽着烟。透过薄薄的烟雾，我注视着他，几个月没见，他还是那张清瞿的脸，还背着那只草绿色的军用书包。从心地里，我对申奇的勇气由衷地敬佩。如果说，在七八、七九之交政治气候还不明朗的话，那么，在七九年二、三月以后，当局通过逮捕魏京生这一行动明白无误地宣示了决不允许体制外的政治活动存在可蔓延。所以，继续从事此类活动是一种危险的尝试。从一般大众对民主运动的态度看，我认为是冷漠的。不错，民运初兴之时，上海的人民广场聚集了上万的人群，而且持续了数月之久，然其中毕竟是看客居多。当时括起的“回城风”，“上访风”声势可谓浩大。一个饱受三十年苦难的民族，在新时代到来之际，人们关心的是如何索回他们失去的，而极少有人把这种关注转变为一种政治诉求，从而铲除带给他们苦难的基础。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思想现状，其中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也有经济的，我们没有理由苟责我们的民族。但是，一个自许为民族的自由民主而努力的人，不会感到无奈的悲哀吗？我们常说，“民主是和空气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其实，中华民族从未享受过民主，它不是子子孙孙繁衍不息吗？在对申奇的谈话中，我们都有这样的慨叹。对于申奇的邀请，我自然不好推脱，应允下来。然而坦言之，其实我的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感到恐惧，感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大众的麻木，也教我感到灰心，这些，都令我裹足不前；另一方面，对理想的追求，建功立业的雄心，还搀杂着虚荣好强的心理，使我朝着这条路走下去。这个时期，新加入《民主之声》编务工作的，我记得有林牧晨、李晨渝、王建伟、凌晨光等人。此时出版的《民主之声》封面上赫然印着：通讯地址：上海动力机厂傅申奇。我们应北京《探索》的请求，印刷了几百份《魏京生审讯记录(上午部分)》，在朋友中和公共场所进行散发。这是一份读后令人扼腕赞叹的文件。魏京生的答辩词，大义凛然，酣畅淋漓，表现了答辩者的理论修养和理性精神。尽管魏京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但是你读了他的答辩词，你会觉得，他已经获得了道义的胜利。可以肯定，这篇具有高度人格力量的答辩词，将载入史册。
三、我和申奇的最后一次会面，是一九八一年的二月间，还是他登门造访。那天他来得早，便邀他共进晚餐。我们喝了点酒，接着微醉，他说了很多话。
他说，他对邓小平的改革完全失望了，外地和上海的一些朋友主张成立政党。他认为，秘密组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你认为党的名称叫什么好呢？”他问我。“无非叫自由、民主之类罢”我漫声应道。一九八零年，中国实行区、县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全国高校掀起一股竞选热潮，申奇也参加了他所在选区的竞选。他所在的上海动力机厂选区，有三名候选人，应选出两名人民代表，申奇是候选人之一。投票结果，一名候选人超过半数合法当选，申奇和另一名候选人都没有过半数。根据选举法规定，还要再进行一轮投票，以决定在这两名候选人中谁当选。最后，在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这轮投票被取消了，申奇就这样落选了！ 申奇以很大的热情投入竞选，他把这次竞选视为民主的实践。对于落选，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这样“落选”，他难以接受。(注2) 过去的一年以及刚刚开始的新年，政治情势远远不是宽松的。对电影《苦恋》的批判，无疑是给文艺界吹来一股寒流。在此种情况下申奇提出组党问题，使我颇感意外。我一直感到负疚的是当时我没有劝阻他，如果我把我对政情的看法，我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统统对他讲，或许他后来不那样做。但是我没有，没有象一个铮友那样直言相告，反而装出对组党很感兴趣的模样去附和他，因为，我不愿在他面前表露我的懦弱和胆怯！ 我们谈得很晚，我目送他渐渐消失的身影，心头涌上一丝不安。 四月三日，我收到一封信。劭夫兄：很久未给你音讯，使你担忧了吧！ 组成“爱国护法请愿团”即日赴京。此间，《责任》工作由小林负责，有稿件或其他事可与之联系。地址：和田路1950弄15室林牧晨。此行凶多吉少，但《责任》不会倒，已大致作了安排，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法律战，必要时可以《责任》名义活动，或协同其他朋友努力。就此。 F 4.2 。F是申奇同我约定的联络代号。八零年十月，全国民办刊物联系人，商议成立了“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组织，以协调行动，不久，《民主之声》就易名为《责任》了(注3)。 一种巨大的不详揪住我的心！我不了解申奇的“护法请愿团”到北京去干什么？但我感到这是一个升级行动，必然逼迫当局作出决择。在惴惴不安中过了十天，我接到林牧晨的电话，约我到我家附近的虹口公园面谈。一见到我，他就劈面而问：“有人找过你吗？”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晓得申奇到北京去吗？”我说，他在四月二日给我来信，说他去北京了。林牧晨说：“申奇出事了！” 从林牧晨的叙述中，我了解到，申奇是四月二日动身出发，一到北京就失踪了，也可能在火车上就被捕了，因为接车的人根本就没见到申奇。他和各地民刊的负责人预备到天安门广场示威，拉横幅，“把事情闹大”。 这是非常冒险的行为。如果认为当局容忍你编几本油印的刊物，发表一些出格的言论，就能坐视你在天安门前玩火，未免太幼稚，太冲动了！”“你们常跟申奇一起，为什么不劝劝他！”我责怪林牧晨。 “我们怎么劝？他是被人跳上山的。”(挑上山：沪地俗语，意即受人挑唆，鼓励，纵容去干某件事。) 林牧晨叮嘱我，任何人问起申奇的事都说不知道。然后，他匆匆走了。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如同历史上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申奇义无反顾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在“七九民运”活跃的那些人中，我认识的，以我看，数申奇最纯粹，最韧性。他在“文革”中成长，没受过完整的教育，然而，他勤学不辍，阅读了许多种哲学、政治、历史著作，早年与王申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粉碎“四人帮”后率先起来批判毛泽东而被捕入狱，卒遭枪杀，成为可能是祭祀毛泽东神坛的最后一具牺牲。)在上海图书馆读书相识而成为知交。在 《民主之声》草创之初，他并不是最突出的一个，但是，坚持把刊物办到最后的且牺牲最大的却是申奇。无疑的，象在那个时代觉醒的青年那样，申奇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确立了他的民主政治理想和抱负。这是无可非厚的。宋教仁说：“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申奇能自始至终地活跃在民主斗争的前沿阵地，如果仅仅靠一点政治投机心理，而没有民主的理念而为此献身的精神，是不可能有这般勇气和韧性的。我们知道，勇气和韧性对中国民主化的何等重要！在这点上，申奇显得尤为可贵。申奇的被捕，对他个人来说固然不幸，对他周围的，有着同样民主理念的朋友，也是不幸。正如我所预料的，治安单位接着就在申奇的朋友中展开严密的调查。 五月，领导向我宣读了中共中央文件，文件点了《民主之声》的名，称我们是“非法活动”，“否定四项基本原则”，“颠覆社会主义”。然后，问我有何想法？我徨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严肃地说：“你在这儿不说，那就换个地方说吧！”于是来了两个人，把我带到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在这儿，我交代了我所参加的“非法活动”，写了“悔过书”，我被告知，我将获得“宽大处理”。 几个月后，上海《解放日报》报道了申奇因“反革命煽动罪”，被判七年徒刑。我又辗转获知，胡永全和林牧晨被判刑三年劳动教养。(注4) 一九八六年，在胡耀邦主政下，政治气氛空前宽松。六月《解放日报》又报道申奇服刑期间“态度较好，提前予以释放。” 申奇出狱后，自然丢了工作，他就在南市区中华路摆了个书报地摊，聊以谋生。一天，我骑脚踏车经过那里，看见了申奇。他的书摊就设在小路的拐角处，他坐在小板凳上正低头阅读一本书。他还是那样瘦削，头发凌乱，神态有些苍老。我没上前去招呼，只是站在远处注视了一会儿，便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去了。极权主义不仅制造恐惧，还制造猜疑。
四、申奇出狱后，如果能安分守己地做个顺民，搞盘小生意，赚上几个钱，讨个老婆，清心寡欲，倒也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的；或者他即使不改初衷，仍然醉心于中国的民主化，他还可以改变策略，韬光养晦，以待天时。 然而申奇他不！流寓在多伦多的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上海民运人士傅申奇、张汝隽与其妻王凤等人，因出版地下刊物《复兴》，被中共拘捕。
呜呼！申奇再次被投入铁窗，教我夫复何言！从《民主之声》到《责任》，直至《复兴》，可以勾勒出申奇为中国民主化而逐步走向悲剧命运的轨迹。不，这不仅仅是申奇个人的悲剧，而是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当一个国家只需要他的子民匍匐在它的脚下；当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子受到戕害而这个民族竟安然如素，难道不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最大的悲哀吗？申奇寻找的不一定就是中国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但是探索这一条道路是每个炎黄子孙的权利和责任，谁也没有理由垄断对真理的追求。我不知道申奇将要在狱中度过多长的岁月，五年？仰或十年？作为他的朋友，作为曾经与他一起追求过共同理想的同志，我祈愿他能够活到中国民主化到来的那一天。仍然是无声的中国。 刘劭夫 一九九一年于多伦多
注1、是秦林山，不是何永全
注2、傅是非正式侯选人参见再谈选举
注3、《责任》是中华全国民刊协会的机关刊，《民主之声》继续出刊，一直出到十二期，其中还有副刊和号外。参见回忆与思考之二：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及《责任》
注4、林牧晨因秘密出版《责任》第九期被判劳教三年友留场多年，
何永全因与秦林山、王建伟、杨勤恒等秘密出版《责任》第十期被判徒刑五年
(傅申奇和《民主之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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